俄罗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吗?——兼谈《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对斯大林的评价

本文在严格界定重评这个概念的前提下,根据近年的最新情况,对有关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斯大林问题进行综合考察。文章分析了近年牵动斯大林评价变化的三个层面,考察了近年俄罗斯主要政治派别对斯大林评价变化的幅度,特别具体分析了可代表当前俄罗斯主导政治派别(民族爱国派)观点的著作,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所谓重评云云,只不过是部分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从大国主义、强国主义情结出发,对斯大林感情色彩的某种变化,对斯大林臧否向度的局部调整,并不是基本评价的变化和评价实质的变动,因此称不上是重评斯大林。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对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

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几乎遍及所有产粮区的饥荒.饥荒发生的原因,乌克兰侨民以及西方研究者认为是苏共领导人有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如今,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饥荒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故意制造饥荒,以及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说话.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党

苏联解体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相当流行,先后成立了十多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但是,这些政党大多数存在时间较短,内部派别林立,组织涣散,多次发生分裂。2001年戈尔巴乔夫发起成立的统一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目前出现新一轮改组。在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内,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并存的局面。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既有共同之点,也有很大差别。随着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进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前景未可乐观。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学界围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一直存在.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公开性、民主化、构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扰乱了苏联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瓦解了共产党队伍,在此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急于求成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最终解体.但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肥沃的生长土壤.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这一现象,揭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解体的制度因素与行为因素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视角加以解释,但是离开具体历史场景的一般意义的解释会流于抽象,反而模糊了具体的原因.就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在讨论其发生的原因时,哪些因素表现了长期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那些因素作为过程性历史运动的力量组合发挥作用,都需要放到苏联国家体制的建构和历史演化中作具体的分析.     

俄罗斯与南非关系的历史考察——以苏联与非国大关系为视角

俄罗斯与南非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发轫的苏联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苏联向非国大提供了重要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尤其是武器装备的援助。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与非国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苏联的同盟军战略和非国大的多元化战略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为南非的民主改革创造了较适宜的环境,但对苏联在新南非创建中的作用不宜高估。事实上,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在80年代末趋冷,直接影响到此后的俄南关系。     

在印尼发现历史--评范·勒尔《印尼的贸易与社会》

范·勒尔在《印尼的贸易与社会》一书中,第一次运用韦伯式社会学和经济史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早期印尼及亚洲的贸易与社会,以广阔的视野对东西方贸易作了比较研究.他力图打破当时在西方广为流行的欧洲中心观,主张从亚洲自身来观察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出每个地区都有着自身的不能为别的文明所取代的文明,同时各个文明之间有平等的价值和地位,从而为印尼及整个东方历史的重新解释找到新的途径.     

Soviet Economic Reforms Since Stalin: Ideology,Politics, and Learning

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reinterpret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USSR from 1953 to 1991. The paper offers an integrated explanation for three features of reform policies: their reappearance during periods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their persistent partiality; and their radicalization over time. The explanation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ver time among political competition, ideology,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Reasoning leads to conclusions that a consensus on the superiority of a market economy finally emerged within the Soviet leadership in 1990, but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has not resulted in a consensus on strategies and costs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040, 052.     

俄国历史的东方节律

人类生命中的七代更替与自然界生命的变化相吻合。将俄罗斯的历史从蒙古入侵开始按七代周期划分,结果反映的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演进过程。这同时表明,与正统基督教传统融合的东方遗产,对俄罗斯而言才更具决定性。俄罗斯大规模基督教化的进程正是发生在14-15世纪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因此,东方对俄罗斯历史节律产生过有利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伊凡三世将权力—财产原则引入了俄罗斯的生活实践。从此,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了权力(占有)功能;所有者没有任何特权和保障,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某些历史阶段,俄民众相信权力—财产是社会的自然状态,而另一些阶段则怀疑其自然性。这两种情形的高潮期都非常准确地切入从蒙古入侵算起的七代更替周期率中。后苏联时代的事实表明,正在发生的不是权力—财产系统的原则性突变,而是内部调整,目的是使监管机构现代化并以此使该系统得到加强。这种趋势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模式则被俄民众无意识地否定。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Soviet and Russian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

This paper examines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s and then Russia's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 with respect to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irs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Sovie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eveals conceptual shortcomings in their attempt to induc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 The Soviet Union's heritage is then reveal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Russia's current perception of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as well as Russia's emerging interests and commitment to Afghanist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ussia will most likely replicate standard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approaches in contributing to Afghanistan's development. Therefore, Russia will probably run into problems similar to those that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 modernization project, which consisted of large-scale development projects that were inappropriate to the country's institutions and the lives of most Afghans.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such reiteration will induce economic development now, in the complex setting of a fragmented and fragile state with a multitude of external players looking out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被广泛引用,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的流行现象之一。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西方的学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等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俄罗斯学者既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敌友划分、大空间、欧亚联盟等主要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同时也运用施米特关于委员专政、国家与政治的基本划分等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进行了理论解释。     

关于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俄国档案

这里刊登的是14件关于1956年9-10月苏日关系正常化莫斯科谈判的俄国解密档案. 1951年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不同意吉田执政年代实行的过分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变迁的实证分析,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视角探索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及过程.首先,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这是它与东亚、拉美等国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层关联性的一面.而农民迁移到城市的结构性流动所产生的复杂流动机制和分层机制,对苏东社会转型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苏东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价值观、社会功能和政治态度对激进的制度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次,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发生变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在市场化背景下,苏东社会的阶层分层因利益多元化而发生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