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里的“芳林嫂”

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后,胆大、心细、朴实、机智的芳林嫂,逐渐被人们熟悉和喜爱。其实,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名字叫刘棒清,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常序镇刘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三十年前如此“批邓”

1949年后,“流行音乐”渐被禁止,在1956年的“早春天气”中略有“回潮”,但随后在1958年的“批判黄色音乐”运动中即被完全禁止、彻底扫荡。“文革”中,唱、听流行歌曲更是罪可入狱,流行音乐完全绝迹。然而1979年随着国门初启,     

“天下谁人不识君”——再吁留心朱永嘉们

《同舟共进》2010年6月号上,有一篇短文,是北京陈锋写的《留心朱永嘉们》。我非常感谢这位作者,替大家讲出了几句心里活。我早就为陈锋所说的上海“朱永嘉们”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感到十分可怕了,似乎一切又要翻回去似的：“文革”前、“文革”后,一切极左的胡行都是对的,他们似乎十分希望“盛大的节日”能够重新回来似的。     

“文革”观点：“清官比贪官更坏”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管是官方正史、民间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和戏剧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清官好,贪官坏。     

“文革”前十年党的人口思想与生育政策研究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进行梳理,我们会清楚地发现。“文革”前十年（即1956-1965年）是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殊十年。这段时期的人口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党的人口思想与生育政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口思想与生育政策的演变进行历史的研究．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矛盾特殊性,总结经验教训,对现实的政策思考和选择提供某些借鉴和参考。     

“文革”时期周恩来民生思想初探

在"文革"的极左氛围下,周恩来对民生积极探索,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生思想。他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将农业作为民生之本;他注重交通,将交通建设作为民生之脉;他注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将群众生命健康作为民生之魂;他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是那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环境保护的首倡者。周恩来民生思想具有如下的特点:既强调"抓革命"又突出"促生产",从政治高度认识民生重要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点;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特点;具有内容上的丰富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文革”三日的清华见闻

那是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正席卷全国,我们这些被停课“闹革命”的大学生也响应号召．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在清华校园逗留了三天,亲眼目睹了一些“革命壮举”。     

“文革”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抗争述论

本文在把现今已收集到的各种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对"血统论"风潮的批驳、造神运动的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的驳斥、"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的理论性反驳等四个方面对"文革"时期普通知识分子的抗争进行了粗浅的论述。     

试论“核心力量”与“理论基础”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与“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进行了详细地论述 ,并对“核心力量”与“理论基础”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论“文革”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抗争

本文对"文革"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行抗争和自杀式抗争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抗争与其所具有的独立思考之精神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优秀人格价值操守密切相关。     

任仲夷勇闯“禁区”为张志新平反

张志新,193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庭,解放后参加革命．上了大学,参加过解放军,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文革”中,张志新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也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直率批评。因此,她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仍然坚持真理,坚贞不屈。1970年8月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哲学视阈中的“文革”发生学探析

关于文革起因的研究是总结、反思文革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中国历史上复杂且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其得以发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对此,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既要注重分析主要原因,也要顾及次要因素,力求能够对文革产生的原因进行多方面、深层次、全方位的认识和反思。     

“文革”的教训与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中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文革＂这样一场悲剧,个人决断的高层权力格局,长期以来形成的崇拜领袖的社会心理,暴力手段的神圣化和泛化,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重要原因。产生＂文革＂的体制性基础至今尚未完全解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愈来愈有紧迫性。     

邓平重视“选好接班人”

1979年7月16日,邓小平从安徽来到上海,下榻在“414招待所”（即西郊宾馆）。这里林木茂盛,环境幽静,但此时,邓小平的心情却并不平静。因为,他想起了1975王洪文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十年后再看。”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周恩来病重住院。是年7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此举让王洪文自感接班的希望将要落空,他跑到上海叫嚣：“十年后再看。”那一年,邓小平71岁,而王洪文刚满40岁。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试论“文革史学”

1966-1976年的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政治事件就涉及到史学界。对吴晗、翦伯赞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打开了个缺口,历史学界完全被左倾狂潮所覆盖,大批历史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右派分子,备受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失去人身自由,学术研究更无从谈起。对文革史学表示藐视和义愤固然是正当的,但仅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冷静地进行清理、思考、分析和评判才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实践“三个代表”做“学习型”干部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中央决策,一定要和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中央精神体现在扎扎实实地打开工作局面上,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把各项工作做好。”从江泽民同志的几次讲话中,我深刻体会到:努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推进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争做“学习型”干部,这样,才能忠诚实践“三个代表”,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才能推进我     

李先念在“文革”中对王震的保护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7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中一些重要段落均由毛泽东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难忘的岁月

1970年9月1日，队里安排我到大队办的民小去教书。虽然教师在“文革”中倍受凌侮，在一些人的眼中教师已不再是高尚的职业，但从小学到中学凡教过我的教师们的亲切面容仍不断在我眼前浮现。我还是为能当一名人民教师而激动，并暗暗发誓：我一定做一个好教师!     

“实年”与“官年”

何为“实年”,伺为“官年”？顾名思义,“实年”是实际年龄,30岁就30岁;“官年”是当官后登记存档的年龄,30岁可能是25岁,也可能是28岁。一位官员既有“实年”又有“官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此事古今皆然,在某些地方甚至已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