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整理平议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是人们学习和开展《汉书》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文本,但这一古籍整理典范之作仍有不少疏漏。从古籍整理规范角度出发,对点校本在底本文字校勘方面予以考察,便发现其中尚存在着径增、径删、径改、径移、文字处理失范等问题。     

《汉书·五行志》考论

班固《汉书》创设“五行志”一目 ,集先秦两汉阴阳五行灾异学说之大成 ,对后出史书多有影响 ,而近现代学术界对之评价较低 ,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中华书局标点本存在的标点、校勘问题和《汉语大词典》与《汉书·五行志》相关的立目释义和书证问题等的考查 ,认为对“五行志”一目的设立及其价值应当重估 ,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过程中 ,应重视“五行志”的文献价值     

王先谦《汉书补注》评述

王先谦〈1842——1917年〉,清末民国初年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汉书补注》是他的重要著作。自汉以下,注释《汉书》的人很多。唐颜师古集东汉至唐初诸家注释作注,是集大成之作,“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讠为)误,解释踳駮之处,亦迭见焉”。宋明以下续有注释刊误     

《三国志》今注今译问题辨析

近年来出版了几种《三国志》今注今译本，各有自己的成绩，但在校勘和训诂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校勘与训诂的错位；对表达内容的隔膜导致的误读；对表达形式的隔膜导致的误读，要做好《三国志》的注译工作，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1、尽量熟悉熟悉代典籍特别是魏晋以前的经典；2、充分注意前人整理研究《三国志》的程式面成果；3、加强三国化与中古汉语的研究。     

论司马谈创《史记》五体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毕生心血的结晶。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隋书·经籍志二》:“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旧唐书·经籍志上》:“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晁公武     

《报任安书》注释疑义讨论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于《汉书·司马迁传》与《文选》卷四十一。由于《汉书》与《文选》成书年代不同,编纂体例相异,再加上久经流传写刻,因此两书所载文字颇有异同。总的说来,《汉书》所载比较接近原本。这是因为《汉书》作者班固上距司马迁为时不远,又当过兰台令史,掌管皇家收藏的图籍,有可能得见原本或较早的抄本。而《文选》“此篇原文多经后人增改,当依《汉书》参校”(见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下·文选》     

咸丰帝“考”出思想家

清朝咸丰年间,吴县（今江苏苏州）有一个人中了进士,以翰林编修进入南书房任职,类似于现在的书目编辑.一天,咸丰皇帝询问他：“你闲暇时常用什么方式消磨时间？”这人回答道：“我闲暇的时候读《汉书》.”恰巧咸丰皇帝当时也在读《汉书》,听到他的回答很高兴.因此便谈起书中说诗解颐的内容,谁知这个人原来并没有读《汉书》,一时间惊慌失措,答不出皇帝的问题.咸丰皇帝顿时感到非常恼火,命令他回到原籍读三年《汉书》再来复职.     

浅析《汉纪》的史学价值

《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伟大的史著,但一般认为是扩录删改《汉书》而成,所以与《史记》、《汉书》相比,《汉纪》一直倍受史学家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纪》虽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但一些史学家们已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汉纪》,并逐步改变对《汉纪》的传统评价。本文以期再次唤起史学家对《汉纪》的重视。     

《三国志》考释

本文考释《三国志》词语三十条。大体可分为三部分:文字校勘、声音通假和古义时语。所引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文,均据中华书局1975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的标点本(下称“标点本”),标点符号略有改动,引文后面的括号里注明了该书的页数。为适应考释性文字的某种需要,本文的写作采用了浅近的文言形式。     

管窥汉代家族法中的孝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为本,＂以孝治天下＂,使得原本只是一种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和公共政策,＂孝道＂的推行逐渐形成了汉代独特的孝治文化。汉代的＂孝道＂贯穿于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于家族法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和突出。本文主要依据《汉书》、《后汉书》等基本史料,以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汉代的孝与法律的融合过程、特点,汉代法制中的孝及其实施状况和后果作了一番综合考察。     

《史记·八书》校改理据研究

最新出版的《史记》中华书局修订本,共列出校勘记3946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1250条。其中"八书"部分452条,涉及改动文字的有151条,与点校本原有140余处改动相比,在数字上相差并不大,基本符合《修订凡例》规定的"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的原则。而具体情况则复杂得多,修订本"八书"部分新增36条改动,对点校本原改动之处作不同处理的也有26条。对两本异同情况的研究,特别是校改理据的研究,是《史记》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十世纪中国法律史学论纲

<正> 中国传统法律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古籍《尚书》中已有法律史方面的专门叙述和评论。《汉书·刑法志》已是关于法律史的专门论著。自《汉书·刑法志》起,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方面的专门内容。《通典》和《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中也有法律史方面专门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律学家对历代法律的考证解释和比较研究,已使传统法律史学初步改变了作     

评介《清律研究》

最近,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张晋藩教授新著《清律研究》,全书30万字。这是一本以清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书中所论述的《清开国时期法律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清代的法律体系及其内涵》、《清代民族立法的卓越成就》、《清代私家法律的解析》、《晚清修律》、《晚清的宪政运动与宪法》、《清代的司法制度》、《清代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思想》,均为清律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对于清开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前人和今人,研究者甚少。1981年,张晋藩教授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第一次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清入关前的法制概     

论上请

上请是指由于身份等原因,司法官无权对这些罪犯作出判定,而只能弄清案情并提出审理意见,上请皇帝,由他直接作出终审判决的规定。上请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在汉代就已有上请,《汉书》在多处记有关于上请的实例。《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七年(前199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上。”《汉书·刘屈(?)传》载,汉武帝征和二年(前139     

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评析

秦汉时期，中国在法哲学和法律注释学发展的同时，对法律史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分散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的零星成果之外，①还推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一《汉书·刑法志》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继...     

《博物志校证》札记

晋张华《博物志》,今有中华书局一九八0年版范宁先生校勘疏证本。范氏《博物志校证》广征博引,颇多探绩钩沉之功,然疏漏之处亦所难免。兹不揣浅陋,略呈愚见。一、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第7页)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拾遗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吸收了历代版本之长及前人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本子，而千虑一失，实属难免。即以版本运用为例，出版者虽“通校了百衲本、南本、殿本、局本，参校北、汉二本，择善而从”①，但对于诸本异同，或以漏校，或以虽校而未能精加甄别，遂使点校本一仍旧本之失。兹举数例，以求教于方家。因条件所限，比勘所及版本，止为百油本、汲本、殷本、局本及分点校本，南本、北本则无缘得见。1．《世祖纪》（世祖）兼甚严断，明于刑赏，功者赏不遗贼，罪者刑不避亲。（第107页）②案；“赏不遗贼”不可解，《北史·魏本纪》②作“…     

郑樵《通志·校雠略》少论校勘刍议

南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是其所撰的《通志·二十略》中的一略。在此略中,郑氏着重就书籍的散亡与搜求、分类与编次等问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其视角可谓新鲜独特,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此略以校雠命名,却少论狭义的校雠(即校勘)一事。本文试作探讨。     

古籍善本与版权法:从一个案例和三个问题说起

古籍善本的学术资料性与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同等重要,《著作权法》应当为其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助力,《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对古籍善本的分段、加标点等校注、校勘行为,因思想与表达的混合与难分,其可版权性值得商榷,以演绎作品作为权利基础也难以周全,建议在《著作权法》的邻接权部分增设专门的相关权利并设置合理的保...     

论汉隋间法律文明的转型——以汉隋间的四部《刑法志》为主线

《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既勾勒出秦汉直至隋代这一历史阶段法律发展的宏观景象,又记载了当时法律实践的诸多细节.秦尊法家、汉承秦制后,已经建立起形式法律观.西汉中期以降,儒家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实质法律观逐渐形成.自汉末至晋隋时期,法律儒家化不断加深,由此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