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各个诉讼阶段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当前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严格进行，只有前一诉讼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诉讼活动，既不能跨越也不能颠倒。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案阶段为怀疑；在侦查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而在审判阶段的标准才能沿用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总体上讲，自侦查机关到起诉机关最终至审判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应是越来越严格的递进关系。第二类观点认为，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的三个诉讼阶段都明确的提出了刑事证明标准，并且三个标准基本表述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基本是一致的，没有显著的区别。     

从板桥先生画竹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规定，司法机关查明犯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然法律有此明确的规定，但在刑事诉讼理论中，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仍然存在分歧。     

从定罪的“证明标准”到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有定罪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量刑的证明标准。多年来,理论界围绕定罪的证明标准展开热烈的讨论,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证据确实、充分”从三个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该规定已从原来定罪的证明标准发展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浅谈证明标准及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性”标准

我国的证据规则随着发展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证据规范体系已逐渐明晰化,鉴于证明标准是证据规则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对其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法律真实说概括下的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性标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看法和分析。     

从侦查公诉审判的目的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不同的法条规定了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标准，但内容基本相同的，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借鉴意义

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则是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随着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以及对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我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及“排他性”,”惟一性”这一标准过严、过高,无法达到,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6条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部分。本文梳理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要求,并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探讨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引入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等重要问题。     

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我国从未有过独立的表现形式,而是和一般刑事案件共享着同一个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却因为一系列死刑案件的误判而面临着司法实践的巨大挑战.云南杜培武案、河北陈国清案、辽宁李化伟案等一系列死刑误判案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并思考突破困局的可能途径.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不能机械适用，应当区分待证事实的性质。对于指控的犯罪成立或者罪重的事实，应当严格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和无罪、罪轻事实，可以自由证明。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要格外慎重，严格把握量刑证据，从而达到少杀慎杀的目的。     

对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构想

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审判机关作出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为法律真实

近年来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成为我国诉讼法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些学者对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提出了挑战 ,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是一种法律真实 (亦即相对真实 ) ①;而持客观真实论的学者也积极回应 ,《法学研究》2 0 0 2年第 4期刊登了张继成、杨宗辉二位先生撰写的“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一文 (以下简称张文 ) ,主张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客观真实” ,并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持“法律真实”论的学者进行了批判。张文的发表在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为无论是持法律真实观还是客观真实论的学者 …     

以马克思理论为视角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反思

本文主要以马克思理论为视角，希望对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反思和追问，借以从哲学基础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进行阐述，使其更加符合社会现实与理论研究。     

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据相关性--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比较分析

证据相关性是证据法学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然而,我国学界对此却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应的也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将证据相关性放在证明标准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在证据相关性的概念内涵、知识建构方式及其法律控制三个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法律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未来的证据立法应在重构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展开对证据相关性规则以及与此有关的诉讼规则的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量刑中的辩护：“求法”与“求情”

辩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的各个阶段。本文拟以"求法"与"求情"为视角,对量刑中的辩护作一探讨。     

论刑事诉讼中“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

单位证明是指以单位名义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相关客观事实的书面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出现的"单位证明"应当区分形成于事前还是事后,形成于事前的单位证明是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而形成于事后的单位证明不符合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形式,需要有相关书证佐证或转化为其他证据形式才能具有证据效力。     

求刑权的行使与价值取向

量刑是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质、程度、情节对其裁量决定刑罚的司法活动。量刑权是法院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但这一权力行使的科学合理与否关系着司法的公正,影响着刑罚效能的发挥。所以,在立法未对量刑予以制度化之前,检察机关应对量刑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等提出具体的建议,行使求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