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并行的必要性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过热、市场价格上涨过快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点。房地产市场价格过快上涨甚至出现泡沫化趋势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效取决于政府和政策两方面的可信性。由于市场手段与民众的居住权目标存在天然的矛盾,制度建设必须与宏观调控并行。     

试论规模困境与联邦主义

小国自由民主 ,但却因弱小而易被外国势力灭亡 ;大国繁荣强大 ,但却易出现专制腐败而灭亡。如何把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与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 ,解决规模带来的困境 ,联邦主义“运用许多共存的、相互交叉的政府单位”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既有统一的联邦 ,又有自治的州和各级地方政府 ,在自由、活力与统一、秩序之间达到了平衡 ,使美国“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 ,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住房市场的博弈分析

从我国住房市场改革以来的发展路径看,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上典型的变化在于从过去的行政执行主体转变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主体与经济调控主体,进而成为地方经济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住房市场的参与者,是住房经济运行过程土地一级市场上土地资源的唯一提供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住房市场调控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市场的裁判者。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和义务两方面的基本倾向刚好相反,由此便构成了两者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     

政府决策与人民权力的边缘性冲突及其调谐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重大事项决定权范围相当模糊,从而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冲突,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以法律的形式对重大事项决定权范围予以具体界定     

论政府社会管理中的政府、社会、公民三者关系

政府与社会及公民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问题 ,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公民的关系问题 ,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水平和质量。我国未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协调和控制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在政府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中 ,处于主体地位的应当是公民 ,而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要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公民关系 ,保障公民参政取决于两方面的自觉 :一方面是公民的自觉 ;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自觉     

降低行政成本问题研究

行政成本是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研究。建立“经济型”政府,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又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重塑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     

政府信任与政府形象的塑造

政府信任问题,始终是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府执政所不可回避而又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它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政府要取信于民众,必须致力于塑造效能型、诚信型、互动型和服务型政府形象.     

文化与经济交融发展的趋势与实现途径

当前,文化与经济交融发展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发展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发展是通过产品、企业、产业和区域经济四个层面实现的,要确立"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模式,发挥政府宏观指导与市场微观引导两方面的作用,促进文化与经济的交融发展。     

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运用经济学思维和工具分析,当前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存在以下现象：政府维稳的高成本与民众维权的低效用,政府维稳和民众维权零和博弈,资源配置不均衡下的维稳异化和维权增多;而政府的权力寻租、产权的不明晰、负的外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引发民众维权的主要原因。为此,从经济学思考解决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矛盾,应优化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引导政府与民众正和博弈,实现双赢;制约政府权力寻租与保护产权;开放信息资源,消除信息不对称等。     

我国政府落实稳定价值中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政府为了实现目标性价值,在公平、正义、民主、稳定等工具性价值的指导下,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但是政府在追求稳定价值中出现了失范问题,完全脱离了目标性价值的方向。它们主要表现在维稳思维和维稳模式两方面。从这两方面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找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维稳悖论和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试论新时期公民表达权的制度性规范和保障

近一段时期,＂因言获罪＂的事件接二连三,这些事件的焦点不约而同地指向一处,即公众的表达权的制度化规范和保障。造成现实中的表达困境的原因,既有法律上的缺位,又存在着来自政府和公众两方面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公民表达权的制度性规范和保障体系。要建立公民表达权的制度性规范和保障体系,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保障公民意见表达的民主、法律、行政、司法救济等制度;法律必须允许对政府的批评;政府应当摆正心态,和民众共同主导＂公共议程＂;在司法实践中恪守＂罪刑法定＂准则;针对目前的新闻运行机制进行改革;提高公众的言论素养。     

湖南省防灾救灾保障机制探究

当前自然灾害的问题,成为政府、民众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湖南省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重社会问题的合理治理。在防灾救灾保障机制方面,既加大了基础建设,又逐步完善了防灾救灾应急管理。这对于保障民众的平安生活与发展、社会的公共安全、改革建设事业深化推进都有积极意义。     

论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辩证关系

城乡基层社会风险的持续积累、发酵,最终由偶发事件引燃成为群体性事件,在促进政府机构与民众反思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破坏力。但是群体性事件并不因为解决了群众的利益诉求、改善了行政管理质量而不再具有社会影响力,相反,它的示范效应反而成为其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源。那么,两者是如何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的,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以期能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动员机制的困境——以白沙区征迁工作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政治"视角中的动员机制,并将当下基层治理中动员制的运行逻辑和困境来源总结为"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试图全盘依赖行政力量(动员制和科层制),从而替代民众政治参与,但实际又无法做到完全吸纳。政府内部的动员制和科层制,既对立,也可能互补和交织。无论二者如何搭配,都始终在"行政"中整改,没有涉及"政治"的实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不畅的压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转移给基层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又通过科层机制寻求自保。外部的"行政-政治"问题转化为官僚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技术游戏。国家在规制地方政府过程中,既要设置"国家-官僚"间的行政监督,亦要建构"官僚-民众"间的政治参与模式。     

论基层政府党政关系的结构调适与职能均衡——超越传统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路径

政治与行政二分问题始终是行政学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政治与行政二分主要是党政关系的分离与协作,需要超越传统的理论进行分析。政治与行政两者的关系是既相互制衡而又相互协同的整体,在不同的政府体制和不同的层级政府之间其关系形态结构并不相同。当前,我国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实情况是基层政府党政职能关系交叉和组织重叠,导致党政关系出现缺位、越位和价值移位等问题。基层政府治理问题首先需要矫正党政职能关系和组织结构,并实现党政关系和职能更加有效的分工与协同。     

行政赔偿先行处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先行处理制度的修改既不能有效激励赔偿义务机关利用先行处理制度来解决纠纷,也不能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协商以解决赔偿纠纷。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对赔偿义务机关来说,有效的先行处理制度应该既能促使他们积极、认真地对待赔偿请求,又能保障他们自由作出赔偿决定。我国先行处理制度就存在这两方面的问题,基于和谐社会理念,为有效解决行政侵权赔偿纠纷,应对国家赔偿金制度进行改革,授予国家机关在一定额度内自由决定赔偿金额的权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协调方式是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存。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相互结合才能加以解决。政府可以帮助市场、校正市场,市场也可以帮助政府、校正政府。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问人为地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那是徒劳的,不能把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固定化、公式化,而是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经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二者的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     

伦理道德变迁对政府领导方法有效性的影响

当前，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善恶判断标准复杂、道义与功利并重、不同形态伦理道德之间既冲突又融合的态势。这不仅增加了政府整合道德关系的难度，还削弱了政府对民众的道德影响力，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道德建设，其结果必然影响政府领导方法有效性。     

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来始终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始终导引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从思想精神上解放和激励民众.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要求.     

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

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一是直接和间接形成的距离;二是政府与公众彼此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形成的距离;三是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和解释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三个维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政府与公众距离的远近。政府及媒体组织、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解释水平的高低也会对距离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不同的主体选择合理的解释水平来协调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