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公共风险的数字化防控：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为例

在这个充满变革和不确定性的时代,风险防控能力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和地区综合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面对一些关联复杂、平衡脆弱和问题交织的系统性公共风险,简单套用传统的风险监管模式对其干预和调控已难以满足风险管理的现实需求,而采用数字化手段对风险事件进行全流程的识别、评估和控制,势在必行。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为例,结合T市的实践探索,研究发现：一些地区通过采取机制强化、平台构建和大数据应用开发等措施,初步构建了系统性公共风险的数字化防控体系,但在数据整合、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未来,数字化技术与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促进系统性公共风险防控的优化发展。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范式及理论基点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是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范式诠释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外在影响因素,揭示了腐败行为产生于权力运行主体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点。人本管理理论、发展生态理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等蕴含丰富的廉政风险防控思想,是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依据。要不断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探索以预防为核心、适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模式,推进风险防控的理论研究,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爆发式增长也使得地方政府面临不断增加的风险,包括决策风险、财政风险及企业违约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应通过建立项目评估体系、加强财政承诺管理、完善绩效监管制度及发展二级交易市场等方面的积极努力来构建政府风险防范机制,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规范化发展,实现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的多方共赢。     

适应型风险治理框架的构建与应用——以基层政府因应金融风险为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循"命令—控制"逻辑展开,但现实风险管理往往面临风险所具有的动态性和潜藏性带来的挑战,从而需要适应型风险治理模式。以基层政府面临的金融风险为基本风险情境,聚焦适应型风险治理的基本框架构建及其实现机制,提出需要革新风险管理的基本思维,在改变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实现新结构的有效运转,整合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研判方法便是基本路径。本文为基层政府在动态变化的外部条件下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提供了方法路径。     

社会资本视域下政企协同的应急物资储备探究

应急物资储备在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构建政企协同的应急物资储备是提升应急管理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政府与企业主体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等情况下何以达成合作、实现共赢是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社会资本视域，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关系等三大社会资本要素分别构成政企协同应急物资储备的心理基础、制度基础以及组织基础。针对社会资本不足对政企协同应急物资储备造成的阻碍，需要通过全面发展政府与企业的信任体系、科学设计应急物资规范管理体系、构建协调社会网络关系等路径措施培育社会资本，同时也需要警惕、打破固化的社会资本。落实到政企协同应急物资储备的实践中，应结合应急管理周期理论，构建包括“企业入库—储备方案—资源调度—平台优化”为关键环节的政企协同应急物资储备平台。     

第三方评价与廉政风险防控实效提升

廉政风险防控是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一项重要实践和探索。目前,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属于内部控制,基层政府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现代管理方法了解不深和应用不足,致使廉政风险防控的实效性不是十分明显。我国廉政风险防控主要存在方法困境、制度困境、认识困境、人力资源困境等现实问题。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中引入第三方评价模式,是一项有益尝试,使廉政风险评估由内部评价转向外部评价,为社会公众有效参与反腐败工作提供了平台,有利于丰富廉政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大力提升我国廉政风险防控的实效。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银行的风险程度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现行风险管理制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加大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为此,必须创新风险管理制度,改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再造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构建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设施,实现对所有风险准确和及时地度量、分析、防范和化解。     

财务公司价值创造与风险承担及其管理——兼论非预期风险损失及应对

风险承担以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两种方式影响财务公司价值创造。以风险承担条件下财务公司价值创造及评估为基础,建立模型分析多种类型风险承担对公司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强调非预期风险损失及应对在财务公司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应从风险偏好及理念、风险管理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建立和完善面向价值创造的财务公司风险管理体系。     

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的优化

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在主体上涉及党委和纪委、上下级企业纪委之间的领导关系,监督的重点是"关键少数"。在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归纳为预防、日常监督、责任、办案、协调等机制。制约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纪检监察的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企业廉政风险防控能力、职工民主监督的力度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程度等。因此,为进一步优化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保证国企持续稳定发展,应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纪检监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以效能监察为重要抓手推进监督执纪落地,加强民主监督提升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     

当前我国的舆论风险及其化解

当前,舆论风险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风险的一个突出方面,主要表现在舆论失真、影响社会调节机制、引发社会思潮失控、影响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可能引发社会失序等多个方面。我国舆论风险产生的根源主要有:转轨转型的特定时空背景因素,不同群体影响舆论能力失衡,多元化舆论主体形成的异质化舆论追求的影响,社会治理结构转变过程中不适应、不协调导致公权力舆论治理能力不足。化解舆论风险应健全适应我国国情的舆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通过舆论领域的制度机制建设形成规范化的风险防控管理体系,构建多中心合作共治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心理干预、社会情绪宣泄释放机制。     

"一主多元"协作模式的复合失灵、演变逻辑及其破解路径 ——基于T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项目的考察

"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备受推崇,主要原因在于其有助于聚合各治理机制的优势,有效实现协同效应。然而,T市的实践却表明,"一主多元"的协作治理可能同时出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机制的复合失灵,表现为管委会角色发生异化、企业运作出现非市场化倒置、社会组织被边缘化。案例剖析结果显示,复合失灵的生成逻辑为:绩效压力、制度短缺与包揽式思维定式导致政府机制失当,垃圾回收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和规制供给不足引致市场机制弱化,治理目标的长短期差异和工具理性的策略错位使得社会机制失灵。破解复合失灵困局需要调整优化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机制,使政府在协作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有利于各种社会治理机制协同发挥作用的条件,如供给外部规制、促进市场发育,转变认知结构和行动策略,为社会组织提供制度化的参与平台。     

关于地方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中央纪委十八届二次、三次全会又对"强化制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出了新要求。这对地方高校站在新的高度和角度、用新的思路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地方高校应该根据权力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通过排查廉政风险、制度的废改立,管理流程再造,信息化手段运用等,形成更好的制度、机制和校园廉政文化环境来防控廉政风险,把廉政教育的说服力、权力监督的制衡力、防控制度的约束力、违纪惩治的威慑力、校园文化的渗透力有机结合起来,保持地方高校的纯洁性。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复杂性分析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特征日益显著,传统的治理结构以控制、减少复杂性为导向的简单思维模式,难以应对复杂性日益凸显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复杂系统理论表明,只有以复杂性的思维,建立起能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组织结构和机制,组织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结构是一个复杂系统,既具有复杂系统的一般特性又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特殊性,为应对未来复杂社会的治理诉求,我们必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构建纵横交错的网络治理结构;设计组织权力分配,简政放权,构建扁平化分权治理结构;建立政府治理的协同合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治理自组织秩序.     

谈平台对政府管理服务的重构

政府运作逐渐平台化,平台化即将主导政府的运作。政府各种平台的推进,对政府管理服务带来多方面的"重构"。重构管理服务主体,改变部门分割,实现跨部门融合,穿透科层制,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重构管理服务流程,打破按部门、层级分别构建流程的传统模式,跨部门、跨层级再造新的业务流程,改变单向线性运行流程;重构管理服务规则,改变方便部门管理的规则,改以公众、企业需求为中心等,重新设计、确定新规则。     

工作专班如何落实非常规任务?——重构科层制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工作专班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应对复杂问题的一种常见组织形态，既承担任务协调的功能，又负责具体项目的落实到位。非常规任务与科层制治理的内在张力是设置工作专班的逻辑起点，工作专班不是对科层制常态运作的替代，而是应对环境突变的一种调适机制。它利用科层体系的现有资源，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治理结构，在科层组织中嵌入隐形化的项目团队，推动非常规任务的高效落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工作专班“08环境办”的典型案例研究显示，该专班依靠任务驱动的人员抽调机制、责任驱动的资源抽取机制、项目驱动的知识应用机制、业绩驱动的评优激励机制进行运作。工作专班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落实非常规任务的能力，为重构科层制治理积累了新经验。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发展完善的PPP模式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是指政府通过公平竞争方式和社会资本建立合作关系,明确风险与利益分担,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政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定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在政府治理过程中,PPP模式吸纳民间资本,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取长补短,合理分配风险,社会资本方充分发挥在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促使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达成长期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PPP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平衡市场、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目前我国PPP模式尚处于探索时期,推广PPP模式是改革的红利,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对城市经营若干问题的思考

城市经营是指对城市资源和资产的市场化运作 ,它反映了城市管理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并形成有效合理的现代城市治理结构的要求。要实现城市的不断增值和可持续发展 ,提高城市的区域平台价值 ,从而强化城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就必须处理好城市经营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以及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