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应成:从放牛娃到科技员

"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能过上这样好的生活,还能当上村里的宣传员、科技员!"呈贡县斗南村的莫应成提起建国60年来自身的变化,激动中流露出幸福的笑容。同斗南村其他的村民一样,莫应成的幸福来自于科技种田带来的好处。     

从云阳县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

正美丽乡村建设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延续和提升。重庆市已全面启动了以发展乡村经济,美化乡村环境,丰富乡村文化,构建和谐乡村为主要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美丽乡村建设将成为云阳县"三农"工作的重点。旅游是兴一业、旺百业的产业。乡村旅游是在农村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民俗文化、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是大农业与大旅游的有效融合,是我县"旅游活县"战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从“枫桥经验”到“八郑规程”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之路.“枫桥经验”和“八郑规程”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两者的共性表现在:增强了乡村主体的民主意识,加强了基层政权的服务理念,形成了社会治理的认同模式,体现了公共认同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机制.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积极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解析“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

乡村建设的生态变迁使“美丽乡村”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内涵,本文试图从自然、社会、人文三个层面五个维度对“五美乡村”的内涵进行阐释:美在环境、美在生活、美在文化、美在布局、美在建设;并进一步对从“美丽乡村”到“美丽中国”的构建过程中,对“美丽乡村”的生态意蕴从空间的拓展性、时间的延续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光泽:助力“中国生态食品城”建设

<正>"三伏"的光泽热浪滚滚,比"三伏"更热的是食品产业喜事连连。投资3亿元的智能化温控蔬菜大棚(一期)150亩土地正在平整;引进投资10亿元的林下珍稀中药材种植、加工、提取基地,已建成种苗示范基地和基地林5万亩;成功获批第三轮全国现代渔业示范县,新增现代渔业养殖面积960亩,总养殖水面3.34万亩……一个个项目的引进和推进,犹如强大的"助推器"让光泽食品产业这艘航母顺利远航,向"中     

“城乡清洁工程”到“美丽广西·清洁乡村”——十六大以来广西开展城乡环境治理活动回眸

城乡环境卫生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搞好城乡环境卫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广西历届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先后实施了城乡清洁工程、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     

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由——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

当下中国男工女耕的现象日益凸显,除了农村妇女素质普遍低于男性、家庭拖累、结构障碍等影响因素外,还有农业生产社会化这一影响因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村落常常是小农的整个世界,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里,过着靠与自然交换的生活。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模式是其家庭自然分工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分田到户之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粮食单产的增加做出巨大贡献;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产业,参与到社会大分工之中。当农村男性劳动力较女性在进城务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平均工资水平较女性高;当生产社会化能够保证家庭妇女顺利完成农业生产时,农村家庭内部进行的劳动力分工,自然倾向选择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的策略。男工女耕的模式逐渐代替男耕女织,农业女性化的现象日渐显现、普遍。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选举权力”到“生产权力”:治理视阈中的村庄权力研究路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村庄政治进入选举时代后,选举权力模式取代市场和文化议题在村庄权力研究中被广泛接受。但选举权力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注重选举过程而缺乏考察选举与治理的关系,忽视其他权力资源分配机制而压缩了村庄权力的研究范围。生产权力模式运用竞争、参与和服从三维框架可以展现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阶段的行动逻辑,从而能够实现对选举权力模式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