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冷战后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日本的应对

冷战后,东盟地区主义迅速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东盟实现了大东盟的愿望,加强了东盟地区内部的各种合作,而且突出表现在东盟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进程。在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对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寄予了厚望,但日本的表现与东盟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反差。东盟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理念上的分歧是这一反差产生的根本原因。     

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表现为东南亚次区域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包括:区域主义由东南亚发展到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时发展;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与中、日逐渐愿意承担更多义务同在;开始构建东亚认同的进程等.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将使中日两国可以更多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处理相互关系,以开放的区域主义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形成"反独促统"的区域框架.     

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与其问题--能否打破现实主义的思维牢笼

本文试图讨论东亚地区合作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从而说明东亚地区主义的根本方向.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

东盟框架内的多边主义一直是东盟安全战略的禁区,所以双边主义成为东盟主要的安全合作方式,但在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内部以及与外部多边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利用多边主义和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目前来看,尽管东盟大多数国家认为双边安全合作仍然是主流,但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已经开始在东盟地区实施,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效果;而且随着东盟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多边主义将会在安全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东亚粮食安全合作进程:机制建设、问题与中国对策

目前东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在以东盟为中心、中日韩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三大框架下全面推进,取得显著进展。但在东亚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要改变和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着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脆弱、机制化建设亟待提高和美国加大介入力度等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作为地区大国,中国应积极承担地区责任,高度重视并主动推进东亚地区粮食合作,加大东亚地区粮食安全合作机制化建设投入,并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协调。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东盟与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新地区主义近年来备受关注,参加东亚合作的各方在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内涵、特征等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东盟是东亚新地区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入了解东盟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反智主义与霍夫施塔特困境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因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1963年的出版而变成了研究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标准"概念,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长盛不衰的影响。本文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和美国史研究路径为起点,叙述《反智主义》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与霍氏学术谱系的关系,通过对《反智主义》内容与观点的解析,延伸讨论"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力图揭示一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和"反智化"的美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建构主义的东亚地区主义路径说及其解读困境

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一个地区的观念不仅由其物质存在或地理位置来决定,而且还取决于不同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国内外一些学者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在东亚地区,各国政府、地区性组织以及个人等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逐渐强化一种地区的认同,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的不断发展。     

东亚地区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以"10+3"合作机制为视角

本文对东亚地区主义即"10 3"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和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10 3"合作机制的最新进展预测了东亚地区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     

美国和东盟地区论坛——多边主义的视角

本文从多边主义视角对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动机与行为进行了分析.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最重要的成果是东盟地区论坛,它是该地区成员安全利益需求的结果.亚太地区的安全多边主义主要依靠规范的力量发挥作用,缺乏有效的物质能力和制度保障来解决美国所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况且,美国只是将多边主义作为服务于安全利益的工具性手段,而不是秩序目标之一,这决定了美国不大可能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寄予较高的期望.     

东亚经济合作的进展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议题,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组成的东亚"10 3"合作框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南南型与南北型合作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合作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回顾,对合作各方,特别是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和动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对"10 3"框架内的南南型和南北型合作的内容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安全区域主义:一种批判IPE分析视角——比约恩·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

本文通过阐释赫特纳以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为学术视角的“新区域主义方法”的基本观点,解读了他关于安全区域主义的独特的“理论框架”,即发展区域主义与冲突预防、冲突的本质与动力、外部干涉的模式、和平管理与解决冲突的形式以及冲突后重建等,结合西方学术界的相关评论和当前区域主义的实践,分析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比较政治学在东南亚权威主义研究中的新进展:议题、方法与趋势

自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发生了从"民主转型"到权威主义政治的转向,东南亚的权威主义国家也得到了比此前更多的关注。现有研究已经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从权威主义起源到运作过程,再到持续结果的主要研究议题,出现了以斯雷特、比宾斯基和布朗利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他们分别提出了抗争政治与权威主义利维坦形成、执政党组织与权威主义持续性以及精英联盟关系与经济危机结果等理论。这些研究采用了诸如控制式比较、过程追踪和正负面案例的比较分析方法,并引入了时间和空间等维度去发展和检验理论。在未来的研究中,澄清起源和运作过程对权威主义持续结果的作用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权威主义韧性外引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共福利等国家治理维度的议题,拓宽研究视野,将区域政治与国别政治相结合,是东南亚权威主义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方向。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与出路:韩国的视角

本文认为推动韩中日三国的合作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关键所在。原因不仅在于韩中日三国经济占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比重较大、对世界的影响力极为重要,还在于韩中日三国间开展经济合作的难度较大。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由于历史问题、领土纷争、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区域外美国势力的干预,韩中日三国间缺乏信任。而这一系列的因素正是阻碍东亚一体化建设进程的障碍。本文认为,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即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东亚地区学习与借鉴。韩中日整合的示范作用,势必外溢到整个东亚地区,进而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从而最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新地区主义的特点与成因

从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起 ,由于两极体系对峙的缓和 ,欧洲单一法案的出台与实行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洲以“以一个声音说话”导致的对欧洲“堡垒”的担心 ,以及美国的地区主义政策转向等因素 ,使 70年代以来一度停滞的地区主义 ,重新掀起了发展的新浪潮 ,人们惊呼“地区主义又回来了”。[1] 伴随着两极体系的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90年代的地区主义更是向深层次、多维度发展。为了将 80年代以来发展的地区主义与以前的地区主义相区别 ,学术界将之冠称为“新地区主义(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2 ]新地区主义的特点2 0世纪 80年…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