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传统丧礼

韩国的传统丧礼金英模丧礼指的是丧葬死者时举行的一切礼仪，是伴随死亡的礼仪。这种礼仪是人降世后在渡一生的同时要经历的众多礼仪中的最后一关。在大多数社会里，自古以来就不把死亡单纯看成是人的生物学含义的活动停止和终结，而是持亡者的灵魂从现世转向他界的迁移说...     

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的有贺长雄理论探析

有贺长雄是明治时代第一批宪法学者,他率先撰文质疑权威学者穗积八束的绝对主义君权说理论,两人关于明治宪法阐释的一场笔战被视为"天皇机关说"首次论争。为此,有贺长雄作为早期理论贡献者本应具备资格纳入"天皇机关说"学派,但通过深入考察两人的观点分歧和制宪主张,却发现其理论还是更接近"天皇主权说"学派。而且,有贺长雄在华担任所谓宪法顾问期间,不仅在中国受到民权派的指责,还被日本学界"天皇机关说"代表学者副岛义一撰文批驳,由此表明其理论与"天皇机关说"学派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难以归入"天皇主权说"理论阵营,因此,在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其理论堪称别树一帜。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日本的人口问题

随着日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日本的人口增长模式经历了战前的"生多死多"和战后的"生少死少"两个阶段。生少死少导致日本的人口结构日趋少子化和老龄化,并进而导致日本在2005年进入"人口减少社会"。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人口总数的减少,将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利用经济手段刺激妇女多生育,但见效甚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日本只有采取正确、有效、对外开放的政策,使这三种生产协调一致,才能真正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找到出路。     

日本传统礼仪的中国渊源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养分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核心"礼"的内容也随着文化交流浪潮大量涌入日本。文章通过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中国经典礼仪思想及礼仪行为的吸收情况,考察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影响作用。首先探讨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以期明确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影响的宏观历程,进而使用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考察经典礼仪书中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思想和礼仪行为两个方面的论证加以论述,得出了日本传统礼仪在礼仪源流、礼仪理论、礼仪实践三个方面均受中华礼仪深刻影响的结论。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析明仁天皇意欲“生前退位”的原因

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的意向,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明仁成长于战争年代,是战后和平宪法下即位的第一位天皇。明仁天皇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宪法,履行象征职能,发挥了日本天皇和皇室的特殊作用。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主要是由于高龄化导致的健康原因等。虽然"生前退位"在法律和程序上都非常复杂,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明仁天皇希望可以借此建立更为符合现代的象征天皇制,保持皇室的稳定。     

特约主持人语

正继日本NHK电视台7月13日披露明仁天皇意欲退位这一爆炸性消息在日本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后,8月8日,明仁天皇极其罕见地以"不具体涉及现行皇室制度,仅表达个人心情"的形式,通过电视讲话,向民众委婉传递退位意愿。明仁天皇讲话发表之后,舆论对此做出各种猜测与评论,如明仁天皇"护宪"     

中西方文化对程抱一“死亡观”的影响

虽然在文艺创作中,作家与哲学家的界限有所区分,程抱一先生的文学语言却处处力显其人生哲学。旅法半个多世纪的他是法语文学界成功的文化摆渡人之一。熟谙中西方文化精髓,程抱一通过其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经历了大部头的文学艺术评论、小说、诗歌创作之后,晚年程抱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死亡"的思考上,而这一初衷是为了通过"死亡"来探寻生命的意义。观其作品与语言,西方"俄耳甫斯之道"与东方的佛教禅学,道家的生死观与基督教的生死观对其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超越死亡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成了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日军导演下的蒙奸、汉奸合流运动

1939年5月,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日本关东军及驻蒙军加快了"蒙疆"防共特殊地带的建设。在这个背景下,德王以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为契机,连夜密议取消察南、晋北伪政权,建立包括察南、晋北在内的"蒙古自治国",并派人到东京进行活动。在此之前,驻蒙军为了笼络德王,一度打算应允德王的"建国"要求。日本人让伪蒙政权的日籍参议中岛成藏教德王学习天皇怎样迈八字步,并给德王做了一套天皇和溥仪那样的     

天皇制立宪主义——传统的发明、断裂与延续

明治维新过程中,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新的政治原则,二者集约在明治宪法之中,立宪主义、万世一系政治神学与君民一体政治理想相辅相成,天皇制被"再发明",可称天皇制立宪主义,天皇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其亲政的主动性也受到限制。如大正期所示,天皇个人意志可能"被无视",天皇制与民众政治亦有深度融合之可能。经过摄政期政治练习的昭和天皇,在有着充分权威自觉的同时,又对宪法表示尊重,但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与战争开始,日本走向大政翼赞体制。二战后,日本确立国民主权与象征天皇制,天皇与国民情感间依然有很强连带感。     

日本古代女天皇及其成因探析

提起女皇，一般人不免产生神秘感。因为在历史上，各国的皇帝虽然不胜枚举，但女皇帝则相对少的可怜。在我国从秦始皇到博仪，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武则天一人临朝称制为名符其实的女皇帝。因此，女皇自然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反的是，在日本皇室一千多年历史产生的一百二十五代天皇中，竟有十代八位女天皇，而且其中八代六位女天皇集中出现在七、八两个世纪。这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一独特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本文拟对这个特殊现象作一剖析。在日本古代史上，从592年崇峻天皇被杀。推古女星即位，到770年称德女皇去世，不足20…     

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

德川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的挑战,幕府已经无力维持其坚守祖法的外交"定制"。公家、幕府与强藩分享了外交主体资格,日本式"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同时存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交革新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实现外交一元化的努力上。"天下"体系被完全摒弃,外交主体统一到天皇名下,外务省以天皇"专命有司"的形式行使着外交职能。随着日本参谋本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外务省的外交专权被打破,参谋本部任意解释军务的范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事实上的外交职能。此外,大陆浪人也在体制之外通过民间管道从事外交活动,进一步导致了明治政府外交决策权与职能的分散。     

“战争罪犯”还是“民族英雄”——以日本战后恢复对军人和战犯的抚恤政策为视角

对军人军属进行抚恤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重要内容,日本战败后曾经一度废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恢复了对不包括战犯在内的复员军人的抚恤、救助工作。在日本遗族会等保守团体的推动和"战犯释放运动"的影响下,经过几次修改,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全面恢复了对包括战犯在内的军人军属抚恤工作。无论是刑死还是狱死的"战犯"均被视为因公死亡享受抚恤,战犯服刑期间仍被作为"在职期间"累积计算抚恤年金,服刑期间伤病者另可以享受"伤病抚恤",战争罪犯俨然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享受优待。日本政府从立法层面恢复对战犯的抚恤,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此后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的社会意识的基础。     

宪法视域下天皇与日本国体的关系

虽然日本国体在二战前后呈现的内涵迥然不同,但从天皇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均能够得以体现。二战前,日本国体作为法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确立的法理依据及内涵,集中体现为明治宪法有关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等神权地位相关条款。二战后,日本政府坚持所谓战后国体未改的阐释,将日本国体概念与战后宪法确立的象征天皇制绑定,使天皇的象征形象塑造直接关联所谓战后国体的内涵变迁。通过考察天皇在战前和战后两个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及作用,可知近代以来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角色作用与日本国体的关系犹如一体两面,两者密不可分。     

日本新年号“令和”及其政治考量

自从明仁天皇宣布退位以来,日本的新年号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日本政府宣布年号为"令和",平息了各种猜测,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按照日本官方解释,"令和"源自日本典籍《万叶集》,词义为"美好而和谐",但是,围绕其出典、释义却出现了诸多阐释与争议。这些议论一方面折射出日本民族在文化、社会意识方面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今天的日本在年号选择过程中的政治考量,以及相关层面的思索与焦虑,进而反观平成时代遗留的问题,将对日本国家未来走向产生何种影响。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日本的皇位继承制度与《皇室典范》

《皇室典范》是基于宪法制定的天皇皇位继承等有关皇室事务的法律。明治时代出于建立天皇专制主义政权的需要,于1889年颁布的《皇室典范》结束了皇位继承混乱无序的历史,作为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最高法规,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新宪法制定的新《皇室典范》,天皇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但在皇位继承制度方面依然沿袭了明治《皇室典范》的基本原则。这一战后改革不彻底的后果,束缚了皇室的发展,也是当今日本皇室出现继承危机的根源。     

日本“无缘死”研究中的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辨析

"无缘死"现象经日本NHK电视台传播以后迅速成为日本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相关研究在近五年来也层出不穷。日本学界将"无缘死"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共同体解体,即包括家庭功能的衰退导致的家庭的解体、雇佣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等,日本正迈向个体化时代。从这些研究结论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学界并未摆脱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预设,依然将共同体看作是稳固、静态、有凝聚力的集团,认为"无缘死"是日本家庭、村落、企业等共同体凝聚功能失效的后果。然而,这一意识形态预设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矛盾,也与日本社会的经验不相符。     

近代日本宪法学中的国体论流变

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包括神国思想、尊皇思想和伦理道德,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在明治、大正、昭和3个时期的主流宪法解释中,国体论发生流变,从纯粹法理上的天皇主权到日本独有的皇室尊严、忠君爱国等国民性,政治神学与伦理道德持续侵入世俗性权力体系,天皇拥有与日本民族永久同在、无可变更的统治权,而国民主体性则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消解掉了。国体论在与宪法解释的互动变化中,最终也成为了法西斯统治的关键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