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域外大国介入南海目的、方式及影响探析

近年来，域外大国在遏制中国、谋求实利的战略驱动下，不断加大介入南海的深度和广度，使南海问题呈现复杂化、国际化趋势，中国与域外大国直接对抗风险加大，南海问题解决难度进一步增加。中国需立足长远，综合施策，最大限度维护南海权益。     

当代南海问题的函数解析——兼论两岸关系对我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影响

以南海问题的原初形态--双边争议为变量构建函数,渐次引入中美关系、越菲等国"大国平衡战略"、两岸关系、台湾东南亚政策等对南海问题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变量对南海问题进行解析发现,两岸关系对我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不仅与南海问题诸变量均有特定联系,而且还影响我国通过国际仲裁和平解决南海问题证据链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尽管两岸各自所主张的"南海主权"有所差异,但是,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两岸需要尽早培养在南海问题上的默契与共识.     

中越南海争端解决模式探索——基于区域外大国因素与国际法作用的分析

越南是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主要挑战,如何化解中越争端成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以维护国际法的名义介入南海问题,目的在于防范和遏制中国,维持美国及追随者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和有利地位,这符合越南的利益并压缩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选择空间。但随着中国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及美日印的合理利益得以确保,后者介入南海争端的决心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南海争端属于政治争端,很难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获得解决,越南主张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日支持,通过滥用国际法条款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虽然越南欢迎美日印等国介入,但又对美国充满戒备,对中国留有余地。目前,在以武力、国际法和搁置争议的方式维护南海主权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应利用越美矛盾,在做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探索以实力为基础和平化解中越争端的模式。中国如能采取政经分离的模式,以经济权利的共享换取政治主权的和平维护,则不仅可化解美日印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企图,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势

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加大对中国政治干预和外交施压的同时,还日益强化其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尤其是越来越多地直接派军舰和军机进入南海海域和空域,以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来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受多重地缘战略目标的驱动。首先,受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利益的驱动,以“航行自由”的旗号检验其海上霸权在南海地区的有效性,借以维护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这是因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海上实力维系起来的。其次,由于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核心,因此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也受其欧亚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目的在于继续保持和巩固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态势,借助“亚太再平衡”战略补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短板,继续维护美国主导下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最后,在美国继续推进战略东移计划的背景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还深受其亚太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即通过把亚太战略扩展为“印太”战略,来巩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加强对东亚崛起大国的战略包围。     

2011年日本南海政策回顾

日本是对南海问题影响较大的区域外大国,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与日本的介入紧密相关.为了攫取地缘利益,2011年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插手南沙争端,想方设法拉拢有关争端国家与中国对抗.其目的是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在限制中国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但是受中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日本在介入南海争端之时也不会轻易开罪中国.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略预期、进取性战略预期和修正后战略预期;相应的策略选择为侧重温和软制衡或侧重强硬软制衡的对冲、侧重准硬制衡的对冲或硬制衡以及四种潜在的策略修正。菲律宾和越南2009~2019年南海制华政策的演变验证了这一逻辑。掌控南海敏感争议海域新的油气开发格局、积极应对司法化趋势并探索更加包容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深度塑造菲、越两国南海战略预期的重要着力点。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CSSCI

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最为凸显的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既具有内在的继承性,也呈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从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可以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体系观是对周边国际体系的认知,包括周边在我国外交大局和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安全观是对于我在周边安全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周边安全的认知;秩序观是关于构建和维护周边体系的原则和规则的根本看法。“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体系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传承特征。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

南海与中国核心利益的关系是学界多年来一个颇具热度的研究话题,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出较为明晰的定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所提出的六大核心利益本质上是对中国所有核心利益的抽象概括,新的具体核心利益的界定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回归中国的核心利益观,文章提出,中国具体外交层面即狭义上的"核心利益"是指对中国生死攸关且面临严峻外部威胁的合法国家利益,须以高调、反复的宣示,对外传递决不妥协、保留武力选项的最强斗争信号;利益的生死攸关性、利益的存在方式以及中国的战略全局,则是中国核心利益具体化的参照标准。南海包含中国生死攸关的合法国家利益,但相较于以台湾问题为代表的中国三大传统核心利益,对之进行核心利益宣示会放大实际威胁,战略上也得不偿失。中国更有效的南海维权需要超越核心利益思维,身段软、反制手段硬,也要在包容性主权、合作型共享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

相对于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奥巴马政府对南海地区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政策表述体现了更多将南海问题推向地区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出于亚太战略和重返东南亚的需要,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更倾向于表达与东南亚各国相近的共同利益,支持东南亚各南海权益声索国,反对中国的南海权益主张,并与东南亚国家共同遏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然而,作为调整亚太战略的一种手段,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不会走向因过度干预而损及亚太利益的极端。2011年,印度尼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鉴于不同于越南的南海利益诉求,印尼应当不会比越南更热衷于推动南海问题的继续升温。受地区主要国家政策温和化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其对地区形势的影响将呈现相对减弱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