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医疗纠纷案件的司法鉴定处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医疗纠纷案件(包括医疗事故罪和非法行医罪)的司法鉴定,目前存在鉴定模式、鉴定程序的争议;鉴定人的认识亦不尽一致。本文结合鉴定实践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权存废之争

法律规范的笼统,使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寥寥无几。该制度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都未得到体现,为此理论界对检察机关的刑事附带民事诉权应该存在还是废止存在争议。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权不是法律监督权,检察在机关行使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权过程中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人;该诉权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继续保留该诉权。     

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纠结与求解

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日益增多,囿于法律依据不明,司法指导不一,实践中审判思路各异,做法不同,案件中经常出现当事人诉权得不到保障,法院权威受到挑战的情况,使公平和效率的实现大打折扣。因此积极探索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审理机制极为迫切。为了降低诉讼的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合并或附带审理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选择。对此,需把握原则,由点到面,类型化突破,还需建设专门的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交叉案件审判合议庭制度。     

论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

医疗纠纷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关系,要正确认识医学和法律两种不同领域的证明关系,准确适用民事诉讼规则.在诉讼中,既要全面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考虑医学的高风险特征,防止挫伤医护人员的积极性.     

纠纷解决:一种新的刑事诉讼目的观

现行刑事诉讼架构中广泛存在的与纠纷解决相关的制度与实践对传统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论构成了挑战.回应挑战的途径是将纠纷解决提升为刑事诉讼目的.纠纷解决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基础存在于现行刑事诉讼中"加害人/被害人"的结构性主线和纠纷解决作为刑事诉讼目的对所有刑事诉讼利益相关者处境的改善之中.在刑事诉讼目的体系中,纠纷解决应当通过正当程序予以实现,并原则上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基础.     

超越侦查公开与不公开之争——兼论侦查公正的实现

侦查不公开是传统侦查原则,但在一系列敏感案件挑战下以及公众以公开求公正的呼吁声中逐步陷入困境。当前更重要的不是在立法上直接规定应以公开或不公开为原则,而应对侦查信息进行等级化管理,基于不同对象和侦查的不同阶段,明确绝对公开、可以公开和绝对不公开的信息类别以及公开的方式,进而构建更合理的侦查程序制度,重建侦查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形式和实质的解释论之争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当前,在我国刑法解释领域内,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因为各学者在对这两类解释论基本涵义的认识上并不统一,所以这一论争在目前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通过深入分析这两类解释论主要倡导者的学术观点,可以发现,两类解释论之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犯罪论体系的选择问题,即是选择德日古典的三阶层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选择一种综合判断式的犯罪论体系。在犯罪的认定上,主张分层式逻辑判断的德日犯罪论体系并不具有明显的合理性,而主张平面式综合判断的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民事纠纷可诉性问题研究

纠纷可诉性范围的确定直接决定一国审判权的界限,也是国民享有诉权的基础.但在分析和建构一国审判权的界限时,并不能将英美或欧陆的模式简单复制.综合考虑司法的本质属性、一国宪政发展的现实,并分析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从而确定纠纷可诉性范围是一种较为现实的进路.而立法者在确定纠纷可诉性范围时,实质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立场所进行的.因此,在我国,尽管尽量扩大纠纷解决的范围应是确定纠纷可诉性问题的原则,但在具体问题上却需持谨慎裁量态度.     

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在英租时期,威海卫地区诉讼案件的增多,主要是由于法庭适用中国化的审判规则对中国人有亲和力、诉讼的收费较低、调解的效力不确定,民众乐于诉讼等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论我国藏区民间纠纷私力救济

我国藏区民间纠纷解决私力救济应属于“纠纷解决学”的一个层面。藏区解决民间纠纷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私力救济方式,是由纠纷双方当事人迎请当地寺庙的高僧作为中间人,调解双方的矛盾纠纷。“藏区经验”可以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为藏区多元化解决纠纷提供思路,同时我们应明确一种观点：在现代法治国家,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国家独立控制的目标难以实现,私力救济始终是一种与公力救济并存的社会控制力量,不应被忽视。     

Situational Factors in Disputes Leading to Criminal Viol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leading to criminal violence. Official data from 159 incidents of homicide and assault that were not committ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crimes and that resulted in incarceration were examined with respect to the actions of offenders, victims, and third parties. These incidents tended to follow systematic patterns. They began with identity attacks, followed by attempts and failures to influence the antagonist. Threats were made and finally the verbal conflict ended in physical attack. It appears that retaliation is a key principle in the escalation of these incidents in that aggressive actions by the victim were associated with aggressive actions by the offender and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victim would be killed. The importance of situational identities for retaliating was suggested bg the moderately strong relationship observed between identity attack and counterattack. Retaliation also occurred for strategic reasons, in that offenders were more likely to kill aggressive victims when those victims used weapons.     

浅议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

2006年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首次提出了“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并对原则、范围、阶段、流程等进行了规定,使人民调解介入民事诉讼的途径方式进一步得到规范,作用发挥得到了拓展。一、“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长宁区早在2003年6月6日率先建立了上海市第一家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法院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业化人民调解机构———区联调委人民调解窗口,开展“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成功,其经验…     

区块链纠纷的民事管辖权配置:法理创新与立法应对

区块链的自动性与透明性特性使其具有增强交易主体彼此之间信任的功能,在民商事领域内被广泛推广,由此触发了越来越多的区块链纠纷。当前流行以区块链社区自治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管辖手段,其理论依据是区块链初创者主张的新主权主义。该理论过于强调区块链社区管辖,从而排除司法的管辖。需要重新审视区块链社区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司法管辖为主、社区自治为辅的和谐统一。基于区块链自身的特性,一般法院管辖中的原告就被告原则难以适用,专属法院管辖于法无据,应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来解决这些难题,包括拓展原告所在地管辖原则的适用和增加新的管辖连接点,以及在条件成熟之际建立区块链法院,实现区块链纠纷的专属管辖。     

从国家独揽刑事纠纷的解决权看刑事和解的必然性

在不存在国家的早期社会，纠纷的解决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国家出现以后，国家独揽了刑事纠纷的解决权，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国家独揽刑事纠纷的解决权，急于树立国家的权威，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不予重视，对犯罪人的改造效果不理想，使得许多刑事纠纷都通过私了予以解决。刑事和解的出现，有利于较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犯罪人更好地复归社会，正好可以弥补前述存在的问题。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权利保护

在我国的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处理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适用关系时，采纳的是附带诉讼的原则，其基本的理念是公益优先。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注重私权保护的背景下，追诉犯罪与权利保护应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刑优于民＂的解纷格局因利益的变迁而受到冲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此，有必要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     

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转换——兼对法释[2000]33号相关规定的评述

法释[2000]33号规定了损害赔偿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此规定的积极意义在于以被害人利益为导向的刑事政策;符合现代刑法的谦抑原则;符合对交通肇事罪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符合过失损毁财物不负刑事责任的刑法基本原理;暗合了恢复性司法的精神.但是,这个规定由于将金钱与犯罪直接联系起来,对传统司法观念的冲击过大.同时,由于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某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