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

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考察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看来,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影响了其组成成员个人的不同发展状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抽象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分别对应着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仔细研读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共同体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共同体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必将具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关于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思想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国家观批判中认定国家是"虚幻共同体"形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存在的深层原因.官僚机构("虚假国家")的存在更增添了国家这种"共同体"的虚幻性.国家作为"共同体"并不是整个社会普遍利益的人格代表,而是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体现.这种"虚幻共同体"不能真正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它辜负了其组成成员对它的普遍期许,必然要被"真正的共同体"所取代.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于理解当代人类处境,减轻国家等"虚幻共同体"对人的奴役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共同性探析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显出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习近平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这一构想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更多的是对于全世界、全人类而言。所以,二者间的共同性是我们探析的主要方面。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共同性进行探析,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解把握得更加准确,领悟到其中的真正内涵。     

"演进"还是"跨越"——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晚年研究历史发展,特别是东方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对于东方后发国家在探索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由此设想而引导的诸多实践等问题上,一直颇有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将"演进"与"跨越"完全对立起来.本文认为,"演进"与"跨越"并不能抽象地对立起来.在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首先必须弄清楚跨越什么,其次是弄清楚如何跨越.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当前最大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必须以科学技术为主导来发展生产力,来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力.内涵于马克思上述设想中的诸多观点,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真正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它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其鲜明的内涵特征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特征具有内在契合性,主要包括以实践为基础、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多主体互利共赢、人民需求为价值导向四个方面。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启示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强国家-强社会"治理模式;将实现共同利益作为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遵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关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命题的不确定性的思考

尽管国内学术界不少人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视之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即是其例.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马克思对这一命题虽有酝酿,但并未最终确定,同时即使在提到这一问题时也仅限于俄国,而俄国并不能代表东方.因此,我们不能随便使用这一并不确定的命题,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说成是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能成为这一并不确定的命题的例证.     

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探索及其价值维度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一探索同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这一新路径出发,马克思考察了人类历史并得出了以下新景象: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是自然共同体,是个体依附于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相互敌对的社会;而资本主义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与共同体两者关系实现统一的社会。这一问题在历史的和地理的维度、实践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维度以及价值批判的维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对抗颠覆到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中,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历时性"上体现出"颠覆""否定"的特征,强调两种前后相继出现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对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共时性"为特征的不同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利共赢、文化共生共荣存在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着"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丰富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新的理论发展形态。在应对"人类应该如何共存"现实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各个文化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自由的个人与和谐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新绎

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蕴涵着两个维度:自由的个人与和谐的共同体,它展示了人-社会-国家-共同体这四个因素的内在统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不是空穴来风,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发展问题的价值反思,目标是在个人与整体、权利与善的张力中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境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维理论指引,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在理论层面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旨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价值关系,又在实践层面继往开来,立足新时代,拓宽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空间,焕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命力。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