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机遇并存——清末"新政"时期江西轻工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很不情愿地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带进了屈辱的近代,但在客观上,却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江西作为一个内腹省份,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其近代工业的发展不如沿海省份,但到清末"新政"时期,这种状况随着获利丰厚的近代轻工业的发展而有所改观,虽然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但毕竟走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     

刍议清末的司法机构改革

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司法机构,为清末司法转型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述清末司法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论述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转型,展示其对清末法制变革的影响,并探讨其对当今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     

清末新政的法治化努力

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首先是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建立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学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地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贤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大理院

中国法制近代化肇始于清末司法改革。其中 ,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框架 ,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立 ,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 ,揭开了中国近代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筹设大理院以及各级审判厅是司法独立运动的核心 ,也是清末官制改革的重心。本文在清末官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分述大理院的筹设过程和筹设中的问题与不足 ,考察了司法权限划分中的部院之争 ,以此揭示出中国法制近代化艰难的发展历程。     

浅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清末新政涉及教育、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其中在法律领域进行的翻译西方法律著作、修改旧律、制定新律等一系列改革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主张得到传播,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传统被打破,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官场＂前卫＂改革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他们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     

清末司法改革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与启示

清末司法改革的价值因清廷的覆灭而未得以实际体现,但这场改革内容之多、见识之远、对中国现代法制影响之大,即使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令人汗颜,对现今中国法制的改革和完善启示依然颇多。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论语》杂志的政治批评与公共领域之建构

《论语》杂志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平社和《语丝》,该刊承载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具有明显的政治维度。《论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政治上的中间立场,将政治批评和幽默话语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批评空间。同时,它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公共论坛在汇聚意见、形成舆论上的优势,鼓动公众对各种政治问题展开讨论。《论语》在政治批评上的诸种努力,促进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共领域的建构。     

清末改革中的腐败细节

1901年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订立。同年10月6日，慈禧太后从西安动身回京。当时火车只通到直隶正定，其余路途，皇室一行都乘黄色的轿子，随行人员包括大批骑兵卫士、官员、太监和fhA．。行李车队非常壮观，大约有3000辆马车，插着旗子，披红挂绿。这场面，连见多识广的英国记者莫理循都觉得太过分。     

清末民初的“照片政治”

照相技术1839年在法国问世,1844年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带入上海,以后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1852年,上海隆泰洋行开设照相馆,为近代中国最早之照相馆.1909年,上海已有30家照相馆.截至宣统年间,不光上海、广州等通都大邑,即使一些小城镇,也都出现了照相馆。     

“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中国律师政治参与之战略分析

中国律师,是否可能超越司法程序,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这是近几年来法学界与律师界在不断讨论的问题。肯定者的理由之一是律师政治参与在西方的成功。在美国,从制宪会议开始,律师们就一直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数字表明:美国50多位总统中有23位出身律师,国会中大半以上的议员担任过律师。在英国、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中,律师出身者亦比比皆是。肯定者理由之二是律师在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在诉     

论清政府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从对法系的选择谈起

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而为的产物,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但清政府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忽视,清政府对大陆法系的借鉴模仿,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按照大陆法系的模式延续至今.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普及与推广

清末民初,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自然灾害的频繁,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破坏,中国农业日趋衰败,这从根本上制约和阻碍新式工矿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农业振兴,必须使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和耕作方法,而这又以农民识字、有文化为前提。除了让农民识字外,他们还主张兴办农业教育,设立各级农业学校,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学习和传播农业知识。     

沈家本清末司法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清末变法修律的技术性官僚,沈家本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亘古未有,开创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先河。对沈家本修律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其司法改革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思考。本文主要以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对沈家本的司法改革措施加以论述,提出对当前司法改革的启示和借鉴。     

民主政治下的为民之道——对政治、行政及其关系的一个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之间的关系,更为合理的思路在于,在现代方式的主导下,容纳并发挥传统方式的长处,而不是相反。由此,就政治、行政及其关系而言,民主政治下的为民之道、价值主导下的治理逻辑、程序机制下的服务意识,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的一种可取方向。     

时调唱歌与清末之社会启蒙运动

流传于市井的时调艺术以其俚俗时行的特质,与清末启蒙思潮正相契合,因而被一些感时忧世的爱国文人所关注、重视并加以利用,成为开启民智、再造人心、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利器。启蒙者根据清末流行的时调曲调新填的曲词,已经完全跳出儿女情思、古人古事、市井俗态的窠臼,不但在题材内容、创作动机等方面呈现出新的质素,不论是感慨时政、劝戒恶俗,还是破除迷信、介绍新知,无不体现出启蒙救亡的特色,而且承载着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及强身—强种—强国、男女平等平权与维新图强的思想,因而老树发新芽,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掘时调艺术在清末启蒙思潮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研究的推进及重新评估时调之类的民间文艺的价值不无裨益。     

清末民初法政学堂之研究：教育史的视角

法政学堂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开始出现,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大量人才,又适逢特殊的教育变革形势,因此,一经出现,便飞速发展,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也是法政学堂兴起的重要因素。清末民初的“法政教育热”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种教育倒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官府垄断法律的局面,使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开始普及。     

清末与民国时期社会控制体系国家建设探究

本文剖析了我国清末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控制体系国家建设的历史原因,详述了我国现代警察制度发端及发展历程,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并指出其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控制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