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从“五四”到“文革”

<正>在《书屋》今年第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     

“文革”中是谁向毛泽东推荐了王洪文？

对于于洪义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徐景贤：靠上海写作组发迹的“红色造反家”

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但它同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同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我们翻开上海写作组的兴亡史时,必然会看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这些人是如何走完造反起家——大乱上海——自掘坟墓这个历史过程的。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的文革遭遇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1970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信中写道：     

沙葉新一介书生的“出走”

<正>2009年,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沙叶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反思了自己的创作,公开亮明了不当奴才,不做工具,心灵自由,不为权力的立场。3个月前,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将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授予剧本《幸遇先生蔡》的时候,沙叶新予以拒绝。     

文革“早请示晚汇报”的细节描写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政治衰败概念的分析与重构——基于“三层次”概念建构法的尝试

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概念存在着结构欠缺的问题,应当进行重构。概念结构应当由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操作层次构成,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实在论、本体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政治衰败以权力失序为本质属性,是一种不同权力之间可以随意且无障碍地进行相互转化的政治变迁形态;其基本层次存在结构性的政体隐患和过程性的权力互斗两个原因变量;其第二层次分别由政治权力内部失衡、政经关系失序、社会政治参与失控,以及权力主体高能动、公共规则失灵两组维度构成;其操作层次由16个有助于展示和分析因果机制的定性指标构成。     

“道统”如何介入当下的公共话语?

<正>资中筠先生关于知识分子重建道统的论述,引发知识界的一些热议。黄波在《南风窗》撰文指出,道统的丧失并非始于资先生所言的1950年代(即思想改造运动及后来的反右),而是可以追溯于明太祖时期,他认为朱元璋的铁腕政治其实已经扼杀了道统存在的可能性。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何时失去对“道统”的担当?

治统是一种统治权,而道统则更像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对道统的担当,自身当然难辞其咎,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形势比人强。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2010年,“东方主义”话语方式改变的契机

<正>人们常说官大学问大,这并不是大官真的就比较有学问,而是大官处于更优势的知识权力位置,话语权在他们的那一边,他们谈起话来没有学问都变成了有学问。而这种现象不仅如此而已,不同的文化体、国家、社会、男女性别间亦莫不如此。对     

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从新青年到五四青年,到民主青年,到激进青年,到革命青年,而后到1980年代末,中国近百年来的"青年",作为一个带有神圣性的角色类别,已经基本解体了。     

“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结构

如果是在现代国家建构比较完善的语境下,已经不能用规模等指标去评判到底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了,看的是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健全。"不要管我!"即使在今天,一些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人仍会如此叫喊。在他们眼中,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不被侵犯。     

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中期,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崛起、权力结构初步平等化,委内瑞拉建立了由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机构综合而成的体系"蓬托菲霍体制"。"蓬托菲霍体制"建立之初成效显著,社会中下层可以与精英集团共同分享石油出口收入,使委内瑞拉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强劲的内需和工业化的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由于委内瑞拉企业家集团利用其集体行动能力和财富优势,以收买和经济政变方式收服政治精英集团,使用政治庇护主义网络控制劳工集团,并将弱势的城市贫民群体彻底边缘化,导致委内瑞拉的经济效率低下、外债激增、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危机,"蓬托菲霍体制"逐步走向危机和崩溃,委内瑞拉也落入发展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