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制度与经济转型——印度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印度独立之时所建构的公共制度,深刻地影响到印度经济的转型与增长。以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为经济转型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与制度支持,市场化改革增进经济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直接促进了经济转型与长期增长,而保留政策则加剧了社会碎片化,对公共治理和经济增长构成严峻挑战。借鉴印度的经验教训,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经济增长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转为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少要考虑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建立以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为经济转型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和制度支持;第二,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应有职能,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第三,珍视并维系社会的同质性,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流动,避免因阶层固化而出现印度式的"社会碎片化"。     

巴西可治理性问题分析

巴西的可治理性问题源于独立以来的政治传统、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治制度安排,突出表现在联邦政府决策和施政的力度和效率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发展道路、模式的选择深受威权与民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总统制的向心力与政党和选举制度的离心力等不同趋势和倾向的影响。不同趋势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可治理性问题的主要内容,其分析焦点在于如何塑造兼顾代表性和效率、具有可持续性的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法治、市场化改革与印度服务业的增长

过去30年来,印度服务业超常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分析印度服务业增长的主要特点及深层次原因,我们认为,印度服务业的超常发展,得益于以法治为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也得益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走势的制度分析

要对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考虑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制度变迁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状态,是俄罗斯前10年经济陷入转轨性危机,并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普京时期,俄罗斯逐渐具备了一系列摆脱经济转轨非效率制度均衡困境的条件,从而使俄罗斯有可能走出制度变迁的非效率制度结构均衡困境.世纪之交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既是俄罗斯制度结构演变向效率方向转化的标志,也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更为宽松和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尽管俄罗斯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制度结构的逐步优化使我们有理由对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抱更加乐观的态度.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分析

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经历了长期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并于1999年出现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的势头,这一势头持续至今。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转轨以来的政策博弈和公共选择过程密切相关。首先,公共选择博弈使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转轨政策失败,进而把制度安排锁定在非效率的结构中,这是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程度深而且时间长的重要原因;其次,200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趋于稳定,公共选择程序和机制在向有序化和建设性方向发展,经济形势也随之好转,并有望保持下去。     

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与重构

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一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一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国家治理模式与产业结构耦合研究——以俄罗斯为例

作为转型国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截然相反的变化。其决定性原因,一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是受制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历史证明,俄产业结构安排不但映照了其国家治理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即产业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耦合关系。只有将政治经济思潮理性地与国家现实约束条件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与产业结构间高度正向耦合,从而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