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论英美刑法中的胁迫

胁迫在英美刑法中是合法辩护事由的一种。胁迫成立条件包括真实性、对象、程度、现实性以及不可以免罪的罪行等方面的要求;胁迫可以免罪的理论依据包括功利主义的要求、人性的需要以及对刑法的谦抑性和个别正义的追求。     

论强奸罪与抢劫罪在客观方面之异同

在对刑法分则罪名进行研究时可以发现抢劫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表述上基本上相同,两罪名都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手段)"作为其客观行为的罪状。若从字面含义角度出发对两罪名进行理解,则几乎难以对其进行区分。立足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刑法解释角度对两罪名进行比较与解释,并分析异同的原因,具有现实意义。     

论抢劫罪、强奸罪客观行为之异同

对于抢劫罪与强奸罪的客观行为,在目前我国的刑法基本文本中表述是大致相同的.由此,在学界,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与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客观行为有了一定的争议.在目前我国刑法文本的框架下,采取体系解释的方式,两个条文中共同存在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客观行为具有较为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同性,基于两个条文的自身...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 ,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在恐怖主义旗帜之下 ,由个人、团体乃至政府实施的足以引起恐怖气氛的反人类的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 ,具有动机政治化、犯罪组织化、影响国际化等特征。刑法上的恐怖主义犯罪是由刑法规定的 ,由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实施的 ,旨在引起社会恐怖气氛 ,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恐怖主义犯罪也不同于恐怖犯罪 ,区别二者既有刑法上的意义 ,又有形事政策上的意义。     

对美国刑法中胁迫判断标准的思考

胁迫也称被迫行为,是英美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胁迫的判断标准一直是刑法理论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分。在美国,虽然不少州判断胁迫是否成立采取的是主观标准,但随着社会安全环境的变化,客观标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胁从犯理论之检讨

胁从犯概念的通说不能涵括《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少数学者提出的“被迫犯”和“胁迫犯”概念也不是对《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准确归纳；《刑法》第28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应称为“被胁犯”。胁从犯不是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是按照参加犯罪的原因划分出来的一类特殊共同犯罪人，具有法定性和独立性。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若遭受的是紧迫性的生命胁迫，不应认定为胁从犯。     

论身份在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不仅对于单独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外国刑法中大都有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也都有共犯与身份的一席之地。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与身份未作一般规定,刑法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身份在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加以阐述,以期深化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刑法中的危险概念

刑法中的危险概念有多重含义。在我国,刑法中的危险应当是一种行为的危险,而不是行为人的危险。这种行为的危险是指作为行为属性的危险,是结合了主观危险与客观危险的概念。我国刑法中的未遂犯不是危险犯,未遂犯中的危险不是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而是法秩序对该行为所作的一种规范性评价。行为人的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那么就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危险性。     

试析犯罪中的胁迫手段

胁迫手段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犯罪手段之一，而且在刑法条文之中，也有不少明确规定，胁迫是构成犯罪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之一。因此，加强对“胁迫”这一特定的犯罪手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敲诈勒索罪的理论反思与区别性认定

敲诈勒索行为入罪的本质应该是行为人以威胁、要挟的手段使得被害人陷入极度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被害人之恐惧心理必须具有确定性和急迫性，即被害人在面对威胁之时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破财才能免灾。如果此恐惧心理在客观上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急迫性，在胁迫行为发生后，被害人为应对胁迫时还具有其他选择性、替代性的处理方式，就应该考虑排除敲诈勒索罪的适用。被害人面对胁迫仍然具有选择性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因为其遭遇胁迫是其先行作为所引起，且选择性处理方式的提出或者合意的达成往往也是其价值权衡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倾向性选择．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对此应该作出区别性认定。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境况下揭示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要义来确定.     

抢劫罪对象问题三论

抢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但是,对于像不动产、违禁品等这样一些特殊物品能否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则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刑法理论界都存在争论。而这些争论往往会导致在实践中对某种行为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上的认定差异。因此,对抢劫罪的对象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专题探讨,就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刑法价值主体新格局之构建

刑法价值是主宰刑法的灵魂,但刑法价值体系的架构离不开刑法价值主体的有效支撑。刑事被害人在犯罪本质和犯罪行为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刑事被害人应当成为刑法价值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并在刑法价值中寻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论刑法中的暴力与相关概念的界限

无论在我国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在认定刑法中的暴力时都极易与胁迫、伤害、行凶、强制及恐吓等相关概念相混淆。事实上,暴力与这些概念都有不同的含义,并存在相关界限,具体而言,暴力与这些概念在内容、程度、对象、效果、范围和行为时间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     

论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

首要分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的必备要件，它来自于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有具体的法定刑。首要分子在聚众犯罪中和任意犯罪集团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属于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主犯，与主犯没有必然的关系。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追究聚众犯罪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胁从犯的不合理性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一种独特类型。我国刑法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无论是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立法科学性的视角考量,都应当取消胁从犯的概念,对因受胁迫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主体不作罪犯处理。     

论教唆犯的性质

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分为两种:共犯教唆犯和单独教唆犯。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为标准进行分类的,但教唆犯却按分工为标准进行分类。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只具有从属性,而不具有独立性。本文将就教唆犯的性质、存在范围及其立法缺陷予以探讨。     

论刑法解释的规则

人们对刑法的解释不应当仅仅关注刑法解释的结论,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刑法解释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学界对刑法解释的规则多有分歧。这些分歧体现了学者们在刑法解释的哲理层面的对立与分歧。它们中的每一种观点的哲理基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又都并非无懈可击。刑法解释的规则应当是一种多层次的顺次检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