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之但书

个人或团体在行使宗教自由权时有权利但书，不行使该权利时则没有权利但书。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但书的形式不论是是总但书还是小但书，其具体内容都主要体现在有关法律或判例或惯例中。个人在行使宗教自由权时，不得违反民法、刑法、治安法、财产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即可，一般无须特剐限制；有关宗教的专门立法大多是针对宗教团体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国家限制权利应符合均衡原则，一般不宜以暴力（尤其是军事暴力）对付宗教。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的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与违法阻却事由之比较

大陆法系刑法相关的出罪理论在我国刑法的犯罪论中如何定位、如何适用是困扰我国刑法学的难题.在没有确切定位的背景下,可以考虑用但书的立法规定对现实司法中需要救济的行为进行出罪尝试,用相关理论的具体内容作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构成要素.在但书与违法阻却事由方面进行比较,即但书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但书与正当化事由的比较、但书与主观违法要素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但书可以借鉴其相关理论.     

刑法第13条但书的适用范围

刑法第13条但书的适用范围应该是有所限制的,根据行为性质及刑事立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方式,但书的适用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对于以情节进行定量限制的犯罪,绝对不能适用但书;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性质严重而分则务文中没有定量限制的犯罪以及性质较轻但分则条文中附加定量限制的犯罪,一般不能适用但书;对于性质较轻而分则条文中又没有定量限制的犯罪,则可以适用但书.尽管但书的适用范围有限,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并主张将其予以废除.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立法与司法价值研究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司法中适用混乱、标准失衡,因而有些学者主张不适用13条但书.但是,不加以适用则必将牺牲许多个案的正义.但书不仅具有立法上的价值,而且在司法中应采取积极态度,当一般正义与个案正义相冲突时,司法应优先保护个案正义,根据但书的规定对具体立法加以救济,使存在特殊事由或理由的行为免遭其泱.     

刑法“但书”的误用与澄清——以醉驾一律入刑的争论为视角

对危险驾驶罪适用"但书"是对其功能的夸大和误读,从"但书"的性质分析,在立法价值上体现谦抑主义精神,表现为犯罪概念与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司法意义上看,"但书"既不具有单独适用宣告无罪的功能,也不具有形式符合构成要件后又排斥犯罪成立的效力,"但书"是从属于评价犯罪的构成要件标准说的提示性、注意性规定。从立法本意与犯罪性质的分析看,醉酒驾驶类危险驾驶中情节因素只可以作为量刑依据,不影响定罪。     

国际贸易法律文本中缩略语浅析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国际贸易额已占世界领先地位.为了更好地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步伐,更准确地理解国际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惯例等法律文本,有必要对国际贸易法律文本中出现的缩略语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     

《刑法》第13条但书在入户盗窃定罪中的运用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包括刑事危害性与社会危害性两个方面,但书是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规范表达,并与分则犯罪构成之间存在补充关系。《刑法修正案(八)》增列入户盗窃是为了加大盗窃罪打击力度,更好地维护公众住宅和财产安全。有鉴于此,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应适当放宽入户盗窃中"户"的范围。入户盗窃入罪与数额无关,其积极构成要件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消极构成要件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盗窃、抢夺、诈骗三种刑事案件应该执行何种立案标准

在盗窃、抢夺、诈骗等三种侵财刑事案件的立案上,有人主张以公安部规定的立案数额标准为准,有人主张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犯罪数额为准。前种主张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后种主张在实践上更不合理。究其原因,在于犯罪但书制度要求有"罪量"标准,有关方面却因工作要求不同而难就量化标准达成一致。加之犯罪但书制度还有许多缺陷,所以解决办法应是取消犯罪但书,仅按行为结构和性质决定是否立案,并设置、适用更多轻缓的刑罚。然而,由于犯罪但书制度难以遽然取消,所以稳妥的做法是坚持执行低于犯罪数额标准的立案数额标准,并不再以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等理由而提高,为最终取消犯罪但书制度创造条件。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国际技术贸易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及其处理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知识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入,国际技术贸易形式的国际经济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将会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我国作为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中主要处于技术引进方的地位,深受技术贸易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之危害.在当前情势下,正确对待和处理国际技术贸易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基本利益和发展前景.因此,应增设我国有关限制性条款的原则性规定,以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在国际技术贸易合同的谈判中,充分作好法律方面的准备;在技术贸易合同的谈判中运用谈判的策略;在签订技术贸易合同时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我国BOT特许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BOT具有项目参与主体多元性,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合同的组合性、主从性,特许期满时基础设施及其经营权的无偿移交性,项目债务的有限追索性,法律适用的复杂性等特征;其适用的法律框架体系由宪法、我国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国际公约或协定等组成;BOT中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特许协议所涉及的特许经营者的一般条款、政府承诺和保障条款、定价条款、协议的变更和终止条款、项目风险的分担机制条款、争议解决机制条款等是其主要法律问题。BOT特许协议本质上属于可能具有涉外因素的国内私法契约,即具有强烈的民商事法律属性。     

扒窃行为的解读与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在客观上没有数额和次数的限制,使得许多司法实务者认为扒窃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使没有窃取财物仍然构成犯罪既遂,因而对于一切扒窃行为都要定罪处罚。文章认为,虽然扒窃行为没有数额和次数限制,但是扒窃与普通盗窃所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其仍属于结果犯范畴。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制约。     

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立法模式评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勃兴,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作为当今国际贸易两个发展维度的交叉与契合点,将成为国际经济法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评析几个主要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立法模式,以期对我国参与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参考.     

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的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这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刑事司法的实践不相吻合,立足刑事立法,面向司法实践,应该将刑法第13条但书和正当防卫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之中。     

诱惑侦查之立法困惑——新刑诉法第151条的相关问题讨论

为了惩治犯罪的需要,现实中侦查机关经常采用有关人员隐蔽身份搜集信息、获取证据的手段,但是刑诉法中一直未见其相关规定。实践中的频繁运用与法律上的空白规定不符合目前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新修订的刑诉法在"侦查"一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作出了相关规定,对此种侦查措施进行法律调整。然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比如其在章节中的位置问题、但书的内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