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上海都市“新感觉”：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视角

技术的更迭不断地改造着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也重构着在空间中生存之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现代都市作为技术性空间,构成了上海新感觉派的感知环境,也是其重要的表征对象。上海都市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传播和移植的“技术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军事、运输和通信等技术的直接地理后果;而其在地生产,包括了都市空间的营造和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技术事物的感觉之“新”,是在作为技术性空间的都市中,与“技术”效应之间产生的剧烈感应与共鸣。新感觉派技法的电影化,则是一种感性表征的现代技术媒介机制。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交汇视域来重读新感觉派,彰显了现代都市中“人/技术/空间”的辩证关系,在当代语境中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新感觉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观照

当今时代 ,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新审视新感觉派 ,重新解读新感觉派 ,我们会发现 ,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新感觉派的作品一方面充斥着浓郁的都市和现代气息 ,另一方面也具有东方化的特征 ,体现了民族的情绪 ,民族的风格。他们的作品 ,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融合 ,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因此既是现代的 ,也是传统的 ;既是世界的 ,也是民族的 ,这是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给新感觉派的重新定位。     

“新传统”的建构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辩证

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多元、多样、多变,使中国意识形态面临“非传统”与“新传统”的悖论.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传统又一次遭遇空前涤荡;另一方面人们日益渴望以传统重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同一性,30年改革开放也正在形成某种“新传统”.制度意识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的不平衡,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市场经济观念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之间的...     

双重角色:"狮子"和"绵羊"--穆时英和白先勇小说中洋场尤物形象分析

"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和"永远的台北人"白先勇都是擅长刻画女性形象的文坛高手,他们的小说中活跃着一批洋场尤物.这些中国现代都市孳生的"恶之花"们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浮华喧嚣的洋场社会,徘徊在"狮子"和"绵羊"的双重角色之间.     

中日新感觉派小说的异同

新感觉派小说属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产生的。最早的新感觉派小说于1924年产生在日本,代表作家有横光利一、片冈铁男、池谷信三郎、川端康成等。中国新感觉派小说诞生在30年代的上海。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等。同是新感觉派小说,由于中日二国各自不同的现实环境,其相同与相异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本文对中日新感觉派小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海派文学略论

海派作家大多能接受、认同都市,关心、介入都市,进而认识、批评都市。依赖新锐的商品经济的背景,以文学的方式表示对城市的认同,海派文学的这一特征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现代性趋向。京派作家也有"海派"的纪录,中国新文学史上京海两派,其实同源而异流。     

论七月派小说的启蒙叙事

胡风等人倡导的“新启蒙运动”是七月派小说叙事的理论支点,启蒙立场和视角是七月派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其启蒙叙事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精神奴役的创伤”与“原始强力”的胶着形态,表现为后者对前者自发克服,是暴虐无序的初级抗争;一种是思想启蒙与抗战救亡的现时结合形态,表现为前者与后者的自觉接纳,但两者的裂隙清晰可见。     

乡土文化传承中的人才开发问题探讨

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振兴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乡土文化的传承中,乡土人才发挥着关键作用.乡土文化传承,必须实施乡土人才开发利用战略,从乡土文化创新性发展、乡土人才教育培训、乡土文化与人才培养制度保障等方面重点发力,让乡土人才成为乡土文化传承建设的主力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角色扮演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厚重的道德文化资源,这些道德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建设中的传统文化的角色扮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不能离开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这是精神家园的回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不能机械照搬、生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而应充分发掘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正学与开新,如此方能使传统道德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方能凸显传统道德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独特魅力.     

虚无与唯美的艺术建构——川端康成《雪国》艺术摭谈

日本新感觉派川端康成是受西方虚无主义和唯美主义影响很大的作家,其代表作<雪国>中呈现的虚无与唯美的艺术建构乃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与碰撞的艺术结晶.     

道德·价值·信仰——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

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新向度诠释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价值观念资源之一,道德、价值与信仰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三者各有侧重地分别呈现于学术、政治和生活话语语境中而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当代文化以阳明学为视阈的内在认知结构.道德向度的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的统一,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其中内含着价值确认;良知的价值属性以道德属性为基础,表现为道德向度的"善""恶"向价值向度的"好""坏"与"是(对)""非(错)"的转化;良知的信仰向度基于对人之德性与价值的肯定,追求超越层面的自我实现,并在"幸福感"上找到道德满足与价值关怀、个体追求与社会认同的交汇点.当代文化语境中良知意蕴的新阐释,是对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有助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     

历史的误读——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关系之一种考察

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各自都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和文学观念,他们发生的你死我活的论战更让人容易将其当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但细究两派的起源语境及发展历史,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两派文学作新的解读。     

规范性、主体性与德育价值观的辩正

德育要实现社会发展价值与个体发展价值的统一,关键是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但学界过去对屯此所作的论证由于基于"社会一规范性"、"个体一主体性"这种简单对应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并未找到二者有机统一的内在机理.从道德的根本属性上看,一定时代的普遍伦理、一定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一定阶级的价值导向以及个体人格理想的规范性同类的主体性、文化与阶级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在其内部结构层次上是交互统一的.为确立上述德育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中的实践形态,应对传统内容派和现代形式派德育模式作辩证分析,从认识、实践、审美的角度对德育中的主客体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运用,把主体性资源的开发同道德价值的规范结合起来.     

衰落与复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乡村开始走上衰败之路,农民也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而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却在乡土文化上呈现出传统生活方式"消失殆尽"、乡村乡风民俗"日渐凋零"、乡间伦理价值"土崩瓦解"、乡村文化主体"远离乡土"的"现实域"等现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本文主张通过确立强化乡土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备条件

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充分的认知,才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也才能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必备条件。     

1928—1931年:沈从文在上海

1928年至1931年间生活在上海的沈从文,获得了特有的都市观察与生活想象,作品中存在着独特的都市文化体验,其创作经历了明显的嬗变过程;上海时期的作品也更多地植入了情感纠结、租界体验和"乡下人"与都市文明的冲突与对抗。     

农村家庭的结构权变与基层社区的治理困境及秩序重塑——以豫北地区人口流出型村庄为例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个体到基层社区都面临着重重挑战.农村家庭作为村庄秩序变动的基本单元,其变动直接影响着村庄的治理格局.通过透视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理解社区的治理境况,发现转型中的农村因家庭单元中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因素的交织并存,造成了基层治理的根本困境.因此,理顺村庄内部的双元关系,吸纳传统乡土性融于现代性之内,重建家庭共同体,是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社会一般道德的法源地位及其功能

在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传统二分的法治话语下，一些重要的社会道德被学者当成正式法源，理由是其已融入法律体系且作用方式类似于法律原则。此类道德原则对司法而言固然重要，但这种做法混淆了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模糊裁判根据与裁判理由的界限、侵损依法裁判的司法立场，正式法源论的立场难以站得住脚。鉴于传统法源二分法存在的弊病，效力法源和认知法源的新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能澄清混乱和划定法源边界。与法体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道德归属于认知法源，它们主要扮演裁判理由的角色，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效力法源或与效力法源一起发挥作用。在正式法源阙如时，可优先考虑转化作为认知法源的社会道德，紧接其后再考虑将其他与司法和法体系关联紧密的道德转化为法源论据。社会一般道德虽不必然具有效力法源身份，但不妨碍通过司法转介技术重新发掘其法源性功能。     

文臣之法学者之眼才子之心——纪昀小说观新探

纪昀对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存在不少着抵牾和自相矛盾处,由此形成理论与创作的背离,这是他身处不同文化语境,从不同视角审视小说的必然结果.纪昀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兼具文臣、学者和作者等不同身份,身份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其文化立场、审美视角的差异.同时,也正是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使人们得以深入了解纪昀思想中更为真实的一面.     

法家法治类型的理论诠释——兼及当代中国法治的法家元素

当代中国往往以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法治为法治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则传统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治。然而法治是个颇具地方性的知识系统,在传统中国存在着多种法治类型,这是一种法治类型学的立场。法家作为一种法治类型具有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此种法治类型具有功利主义和权力主义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并非完全不关心道德,即便其重刑主义本身也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贺麟对法家法治类型的批评具有普遍性,然而法家还是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对传统中国法治构成了强大的形塑力。即便是今天依然能够在法治运行中感受到法家因素的影响,诸如现代法治运行中的功利化趋向、权力化和行政化特质,以及法条主义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都与法家的传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