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机构新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展的视角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和权限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与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否协调发展关系密切,从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的视角来看,反垄断机构应采取法律执行与政策职能相统一的机构设置模式,应与产业监管机构共同行使政策管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权,还应具有监督与竞争政策相悖的政府产业政策行为的权限。     

公共服务的“后市场化”道路——以广州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遇到复杂制度性障碍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问题导致基层政府改革激励下降,市场层面由于政府管控能力不足、目标不明确导致市场缺陷加剧。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则由于合同约束力有限使政府对市场依赖过大、控制力弱而处于被动状态,关系治理因此失效。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优势,重塑关系治理的有效性,广州市政府收回环卫服务发包,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入"后市场化"时代——基层政府更加务实,弥补自身不足来应对市场缺陷,以激励发挥基层政府主动性、以监管规范市场运作、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内部。这种改革的变化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的成因及对策——基于组织结构层面的思考

基层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者,其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巨大障碍.就当前来看,影响我国基层政府执行力的组织结构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政府间关系的不和谐、组织机构膨胀以及部门间缺乏协调三个层面.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问题在组织结构层面的解决对策是:在纵向设置上逐渐使"条条关系"趋于合理化,在横向设置上逐渐使同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实现合理化.     

入世后政府应处理的三大关系

政府和市场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体,但二者发生作用的方式、范围却是不同的;政府与企业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但二者在性质、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入世后,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某种程度上就是处理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是入世后政府应处理的三大关系。     

基于技术创新的专利与标准协同监管体制的构建

基于技术创新的专利与标准的协同发展中涉及到政府、法律法规、市场中介组织、创新主体本身等众多因素。我国目前在专利和技术标准协同当中的监管领域仍存在着一些滞后和不足。本文尝试从政府、中介组织以及创新主体等三个层面提出构建一个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监管体制,并对其各层次的具体功能以及彼此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建立一个"政府主导整合、中介组织补充监督、创新主体自我监管为运营架构,激励政策为支撑平台,法律法规为约束边界"的基于技术创新的专利与技术标准协同发展的监管体制,并针对专利与标准协同的不同阶段的监管进程,提出监管主体监管工作的不同侧重点。     

“蚁族”社会资本的缺失与建构

当前,"蚁族"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一问题说明了"蚁族"青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存在着诸多困难需要解决,从宏观层面来看,它影响到我国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和社会和谐发展。借鉴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规范"及"网络"的视角来分析"蚁族"现象,从而探索解决"蚁族"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     

人才管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是人才管理必须辨清的根本命题,人才体制和机制的关系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厘清,这是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为使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深入研究人才管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中突出市场导向。     

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文献综述与展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撑。从微观层面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并找到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总结了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梳理了这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权变因素,提出了未来深化研究的几个方向。     

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确立政府与市场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政府与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却不能一概而论,他至少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政府从市场外部进入到市场内部。第二阶段,政府从辅助功能转变为主导功能,用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第三阶段,政府的职能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宏观层次。不同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进入市场,到底是采取以市场为主导,先建市场,而后政府循序渐进的介入方式,还是采取政府主导方式引入市场?由此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果。     

市场过程、信息协调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分析的一个新思路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 ,赶超型的产业政策往往被政府官员所偏好 ,但是这种政策忽视了市场过程中市场主体所拥有的信息实际上比政府官员知道的要多 ,因此在大多时候它们都是一厢情愿的。从市场过程的角度看 ,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人们只能进行模式预测。因而产业政策必然是指导性的 ,且其作用领域也应是在市场无法协调的领域     

从资本循环理论看政府与市场关系

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重构资本循环理论,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分析两者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政府提供服务的目的具有多样性,提供服务的手段具有差异性和层次性,提供服务要讲究效率。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四元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必须在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究

新常态背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制造了挑战,就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首要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应该从根本出发,基于西方经济学关于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理论,从源头上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明确新背景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要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究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简政放权改革:地方政府的实践创新与推进策略

简政放权已成为当前地方政府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从最近三年的实践看,地方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在政府自身层面,通过组织机构重组与调整、内部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提高运行效率;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通过行政审批改革、投资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教科文卫新领域改革实现简政放权;在政府与社会关系层面,通过优化服务,将政府职能向社会分权。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政策法规相对滞后、部门间协同机制不完善、权力下放不同步、"最后一公里"存在"梗阻"、事中事后监管方式薄弱的问题。推动简政放权改革需要致力于推动法治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持续简政放权、坚持放管结合、发挥网络优势、规范权力运行。     

网络时代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领域。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的诞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为此,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求解决国家信息安全的对策。从国际层面来看,各国都在积极推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政府应重视维护国防信息系统的安全,不断开发和完善我国的信息安全技术,制定和完善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加强国民信息安全意识教育等。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公共组织及其变革：一个制度经济学视角与解析

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公共组织与企业、家庭等私人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与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对象(公民、社会公众、社区成员)之间不是市场交换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与"社会"是公共组织的两种基本形式,前者可以定义为通过国家权威强制供给公共品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后者是非政府性或民间性质的公共组织,自有其一系列特殊规定性。当代世界各国公共组织变革与整合的基本取向和趋势,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市场化、民营化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适应入世形势转变政府职能

我国入世后,面临最大挑战的是政府.政府应对挑战,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就必须转变职能,要进一步理顺"四个关系":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行业协会、中介组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法制手段的关系.具体地说,要从以下八个方面着手.     

政府与官办慈善组织新型关系及其构建——以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为例

政府与官办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亲缘型关系,而政府与民办组织的关系则是业缘型关系。两者本质不同,方向相反。官办组织之上承载了很多政治职能,而这是民办组织所无法承载的。但是,随着官办慈善组织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与官办慈善组织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官办组织所承载的特殊职能无法履践。这一状况阻碍了改革的推进。现有的研究仅关注政府如何接纳民办组织,或者政府如何增进官办组织之自主性,却未关注这一问题。基于对深圳市政府在处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自主运营问题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观察,提出了政府与改革后的官办慈善组织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其既拥有业缘关系的形式要件,又具备亲缘关系的实质要件,故而应被称作"亲缘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两个基本事实:(1)政府无需担心在改革后,官办组织会游逸于自身的管控之外,甚至演变成为自己的对立面;(2)学界所希望的官办组织之改革可能使其代表社会力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市民社会之理想也无法安放于此项改革之中。同时提出,要维系此种关系,政府需从三个层面供给制度:宪法层面、原则层面和操作规则。宪法层面注重政治导向和功能方向;原则层面包含保持主导、减少干预和外部管控等,而操作规则则应根据原则层面之安排再行细化。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与政府投入关联关系的实证分析——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激烈讨论引发了对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极大关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策源地,形成了系统的先行先试的产业政策体系。随着中关村试点政策的全国推广,对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评估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投入是产业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基于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04-2014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DEA模型,得到中关村开发区产业效率和政府投入效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产业效率和政府投入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描述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显著。本文试图从产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其背后的政府行为动机两个维度对上述实证结果产生的可能性原因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完善产业治理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产业链的全过程分析来明确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