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应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推出全民举措、开展主题活动是重要方式，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严格执行法律，正确履行职能，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曹全来：司法改革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在现代社会，司法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正义的重要领域，司法权被认为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同等重要的国家权力。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但司法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社会试行行政兼理司法，司法不独立，     

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

我国法院从司法改革初期积极扩张司法权的一端,转变到面对社会矛盾复杂性而采取自我限缩策略的另一端,暴露出司法权运作边界模糊的问题。社会需求决定了司法的供给,但司法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机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当事人人数的多少、案件的复杂程度等都会影响司法权的能力。司法权应当恪守自己的边界。对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保持克制,是司法权威的必要保证。     

恶意欠薪“入罪难”折射司法漏洞亟待完善

临近年末，又到民工集中“讨薪”的高峰期。律师秦希燕又一次为维护被欠薪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四处奔波。“法律的修改对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用人方‘有钱不给’的恶意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严重，成为讨薪过程中的一大难点。”身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为农民工免费讨薪律师团”团长的秦希燕说。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司法机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推行的司法改革 ,是一种非法的司法改革 ,它直接损害了法律的至上权威 ,动摇了法治的根基 ,造成了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我们认为 ,司法机关守法具有绝对性 ,司法机关推行司法改革 ,不能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 ,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技术性：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

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不断呈现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热点司法个案已开始成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司法风险也在逐渐地呈现.就司法的社会公信力而言,中国司法似乎已经无奈地陷入到了塔西佗陷阱当中.在司法权威的建构上,中国司法迫切地需要在司法的技术性层面不断地努力.虽然司法技术并不构成公正司法的充分条件,但无疑却是必要条件和最低评价标准.对于司法权威而言,技术性乃是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技术性司法权威的建构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来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同.     

“冤案”与司法活动——从卡夫卡《审判》看

冤案研究应从日常司法的关于是否存在冤案的对立认识入手,而非公认冤案。而发生对立认识时,基于角色担当和功能作用的理由,应主要支持司法活动。社会公众及个人,在冤案对立认识及日常活动中,也有自己的行动责任。卡夫卡《审判》是展开这些探讨的极佳素材。     

唐太宗的“独角戏”

贞观六年十二月的某天,唐太宗“龙心大悦”,亲自审讯了390名死囚,并允诺他们各自回家,约定秋后回来就死.秋后,囚犯们果真纷纷归狱.据说太宗有感于囚犯的“诚实”,悉数将其释放.按照历朝的正统说法,自然又得称颂一番：“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但是等到了浩荡的皇恩一降,就可以使他们以光速变为君子了.这是因为啊,皇恩一向都是深入人心的,并可以瞬间改变一个人.）     

民意如何进入司法判决

在我国,民意一直是司法裁判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无论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官(兼职法官,主业是行政官,俗称父母官)通过"衡情度理"来断案,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1〕还是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形成的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走群众路线"的"大众化司法",民意都曾经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存在。     

司法日常话语的“文学化”源自中国基层司法经验

@@ 法学中,特别针对司法,讨论"文学化"多少甚至肯定有些令人疑惑.因为,人们习惯认为,法律和文学的行业界限十分明确.法律尤其司法实践,如有"文学化",则其理性、逻辑、严谨将受到"歪曲",其根本也将受到影响.     

司法公信力的法理思考——以与相邻概念的关系和中国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受到司法界的普遍关注。就司法公信力的法理问题，试图从司法实践出发，以其与本土法律文化传统、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的关系为视角位度，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探究。以求其内涵的诠释更直观和丰满。     

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从政治体制层面确立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该原则的确立，必将极大地提高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极大地提升法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必将有效地理顺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并能在司法领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原则。将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确立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可以使改革不走弯路并可以使改革卓有成效。确立该原则亟待配套两方面的制度措施：实行四级三审终审的审判制度；创建科学的再审制度。     

当今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反省及重塑思考

权威是依赖、尊重、顺从的逻辑起点。一套社会公共系统如果缺失权威,那么它就难以引起公众的普遍服从,难以有效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司法权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纠纷的公力救济手     

现状与对策:浅论我国司法权威的构建

法治的时代也是以法为尊、法律至上的时代。司法权威在全社会的普遍建立,无疑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然而,在法治传统十分薄弱、主体法律意识较差的中国,现实的困惑却是司法权威表现不足。司法权威表现不足背后的成因是什么?这一困惑又该如何解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以司法权威的基本内涵为认识起点,力图在透视司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司法权威的具体构建问题做出初步的探索。     

创新工作机制 加强司法拍卖工作的有效监管

司法拍卖工作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执行权的一项重要司法活动，是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司法拍卖多流拍或成交低于评估价现象，与司法拍卖的本意完全相左。监控和管理好司法拍卖活动，尽力防范司法拍卖风险，努力实现财产交易价格最大化，     

司法权威与司法监督的辩证关系

当今世界,建设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共同目标,司法公信力无疑成了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中,人民法院又处于司法公正的最后保障地位。然而,当前,一些公民"信权不信法",司法裁判有时陷于终审不终、裁判生效却难于执行、当事人反复申诉、多次再审的窘境,甚至暴力     

徐显明：提高司法权威离不开四要素

提高法律权威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司法的权威。一个权威的存在离不开四个要素：一是司法进行终局的裁决。二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可分为五个层次：独立于行政权，两者是并行的；审级独立，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各是独立的审级；法官独立，每一个法官都需要经过人大的任命，独立的权利能力就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基础；判断独立，司法的本质就是判断，审判权始终是判断权；     

走向“社会司法化”——一个“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

当前司法实践的问题往往被归咎于"专业化"、"组织化"、"程序化"和"独立化"的发展,"多元解纷机制"被作为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若不加以严格限定,这些观点可能演化为"去司法化"和"司法社会化"的主张。从"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审视,现代法的唯一功能在于"稳定规范性预期",现代司法对于此项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司法作为解纷机制具有决定性优势。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大司法"概念,倡导走向"社会的司法化"和全方位"司法治理"。     

“司法能动”在中国的展开

原教旨意义上的“司法能动”的核心指的是司法裁判过程中的“立法性”司法。中国法学界对于什么是司法能动在理解上是极不一致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阐发,其中不乏添附、歪曲之界说,甚至以讹传讹之谬误。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既存在理论根基不足之缺陷,又面临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能动化相冲突的尖锐矛盾。但转型社会的现实,又要求中国必须同时完成司法职业化和“中国式”的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司法能动的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     

法律发现：发现“活的法律”

法律适用过程中,不仅法官为居中裁判而需要进行法律发现.而且当事人及其律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亦需要进行法律发现。因为,法官的法律发现会存在知识、能力、认识的局限,而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后,就具体个案提出的辩护意见或代理意见.作为律师法律发现的载体,对于弥补和完善法官法律发现的缺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事实上,众多的律师辩护意见或代理意见能够说服法官并得到法官的采纳,便是例证。虽然法官和律师所处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尽相同,但都应遵循共同的法律发现规则。目前,对法律发现的研究大多由法官来推动和开展。律师作为最经常与法律发现打交道的职业群体之一,亦很有必要重视和研究法律发现理论,以共同推进法治实践。所谓法律发现:是指发现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