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编者的话

中国的崛起重新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关系的热议。在大国无战争这一前所未有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争机制?杨原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寡头企业行为规律,就当今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提出了一个动态理论框架。其分析结果表明,在大国无战争条件下,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与霸权国竞争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小国的支持。当前,在美国业已抢占国     

大国战争之后:权力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

文章遵循历史脉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权力及其生产方式,将战争理解为权力博弈的一种手段,并考察随着权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变化,大国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渠道更为多元,战争的“投入—产出”比下降。文章认为,当政治权力意味着引领构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经济权力意味着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和解决发展问题,多边制度体系及其信誉与融资成为新的权力生产方式,战争就不再作为大国博弈的必要选项,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博弈成为大国战争之外的新主题。遵循制度逻辑、维护制度信誉是大国获得发展融资和治理融资,进而保持权力可持续生产的理性更优选项。     

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小国水外交理论与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湄公河地区成为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与战略对抗前沿。在此博弈场中,水资源无疑关乎该地区的命脉,亦是两国博弈的焦点。鉴于既有水外交理论对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解释的不足,文章试图构建一个小国水外交理论框架,并借以分析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水外交策略模式选择。小国水外交理论分为三个维度,从国家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内在驱动因素包括“求生存”“求安全”“求尊重”由低至高三个不同层级;从流域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决策形成因素包含河岸权益匹配度、水机制发展程度和共同身份强度;从环境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外在触发因素包括大国的影响力度与大国间的博弈烈度。三个维度各因素的互动催生了“自主式水外交”“追随式水外交”“对冲式水外交”和“抱团式水外交”四种主要的小国水外交策略模式。文章基于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湄公河国家水外交的要素构成及在中美不同博弈烈度下湄公河国家的水外交策略模式,即泰国借助“三河流域机制”开展的“自主式水外交”,老挝通过“水电开发”同中泰两国实现利益捆绑的“追随式水外交”,湄公河国家在中美水资源合作机制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式水外交”,以及以...     

编者的话

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不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当前中国对外实践的重点所在。本期两位作者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巍关注了全球贸易体系中权力转移引发的国际贸易制度领域的主导权竞争问题:守成贸易大国美国正在构造排他性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崛起贸易大国中国则通过搭建自己的自贸区网络,对冲美国施加的制度压力,这加剧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对抗和全球贸     

中美建交与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模式的转化

从国家互动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中美与朝鲜半岛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朝鲜战争使中美长期处于冲突型互动模式,直至中美建交,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互动模式开始转化。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及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由此,中美在朝鲜半岛的互动由建交前的冲突型互动逐渐向竞争型互动转化。     

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

本文试图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范式转移的角度分析当前的世界转型及美国霸权,探索解释霸权的理论模式。本文首先论述了当前权力转移、问题转移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指出权力转移既给予美国独占鳌头的机会,也埋下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源;问题转移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塑造空间,也给美国霸权地位提出了长远观之堪称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美国的霸权战略范式有了转移的必要,解释霸权的理论范式也有了转移的必要,如何看待由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所引发的范式转移成为解释美国霸权的重要思路。文章还对美国霸权的既有理论范式进行分析,认为解释美国霸权,应以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为基底、融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分析,从而确定一种综合解释模式。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兼答周方银、王旭彤对《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评论

"两面结盟"是现有同盟政治研究尚未予以充分关注的理论问题。在周方银、王旭彤评论的启发下,文章对同盟界定中几个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将同盟的判定标准严格限定为"被要求援助方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并据此重新检验了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为了将对"两面结盟"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文章以"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为标准,将笼统的"两面结盟"现象细化为三种具体类型,并指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属于其中出现最少和解释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并指出,《盟国》所揭示的是导致这种特定类型"两面结盟"出现的一种机制,其本质是"大国共治",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反映的正是这种"大国共治"模式。这种基于差异化竞争的共治模式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较弱的零和性,是一种比分治模式更为温和的大国权力竞争模式。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随着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双方的竞争有所加剧,并且日益具有地缘影响和战略意义,致使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逐渐显现。在此情况下,两国采取何种战略进行和平竞争尤为关键。无论是权力制衡、规范制衡、对冲战略还是共同进化理论,都不足以完整解释当前中美亚太战略的互动。在两国竞争凸显且目前很难取得和解的情况下,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拒优战略,以更好地理解两国间的主导权竞争。拒优战略旨在削弱对手竞争优势、滞缓竞争对手获得主导权,主要通过自我权力增强、塑造制度优势、阻遏对手权势转化等手段加以实施,具有强烈的预期主导性、针对性、不合作性和复合性特征。当前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为表明,两国都在实施拒优战略,不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激烈、地区分化加剧,也有可能促使中美逐渐放弃积极对抗,增加消极合作,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与协商领导,关键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过程和能否达成共享主导权的战略共识。     

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在体系规范进化的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奉行"安全搭车与推责"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较奉行传统的"安全自助"的"变位性崛起战略"要面临更小的结构压力与冲突风险。单纯比较崛起国与霸权国二者权力位差的误区在于,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崛起国需要面对整个霸权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以及只有高出社会基本需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部分才是真正衡量超级大国间潜在资源转化能力的根本要素这两大基本事实,这也是崛起进程中崛起国学者提出放弃"韬光养晦"转向激进外交政策的根源。在全球化时代,海权战略应服从于国家崛起的整体战略,海权所承载的更多的是"海运"而非海军。大国崛起应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