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政治与东南亚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合流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涌现出诸多构建“民众—精英”对立话语、塑造领袖魅力、实施跨阶层政治动员以竞争权力与资源的民粹政治现象,但是不同民粹政治进程中民粹领袖与传统精英的互动却呈现出分化合流的显著差异。探讨民粹政治中的精英政治问题是有效的切入点。民粹领袖尝试构建政治纲领、汇集民意穿透精英政治壁垒,但是由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领袖以及军官团等构成的东南亚传统精英依托土地、资本、宗教权威、强制力量等要素,占据着政治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位置,限制了精英分化合流的互动过程。因而,政治方略决定了民粹领袖能否实现对精英的“挟制”:再分配与制度变革取向的革新政治将会引发传统精英反制与精英分化;改良政治以利益相容与权力制衡的形式“挟制”传统精英,以合作与妥协两种方式实现精英合流。精英分化合流的现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追求制度改革的民粹主义浪潮不仅难以打破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可能陷入“精英合流”与“精英反对精英”的轮回。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     

论当前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新特征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两化”特征在80年代以来愈益鲜明。国际关系的“两化”现象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强化了经济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愈益残酷和激烈,主权国家不得不借助强制性公共权力深化对世界经济的干预以协调和控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力度的强化,深深地影响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有机互动,使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呈现出“强经济-强政治”的互动模式。     

政治实力派、政治改革以及韩国民主主义

一　半世纪的民主化和主流政治实力派回顾一下韩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史 ,根据论者所强调的论点 ,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评价。韩国政治的半个世纪 ,既可以看做是“左”、“右”意识形态的斗争史 ,也可以视为实权派阶层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不断进行的政治游戏 ,还可以归纳为反共政治或权威主义官僚体制的产生及其发展的过程。刚解放时 ,韩国政治的主流实力派并没有继承过去朝鲜王朝的政治传统 ,而是模仿当时美国或欧洲等所谓“先进”国家的自由民主主义 ,试图在整个国家重新建设民主主义。尽管当时主流实力派冷静地重新反省过欧美…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层面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又是如何体现的?以此为对象的研究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品的分析,提出在国际/世界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就是国际分工及其社会表现,即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生产关系就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种关系在政治上体现为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国际上层建筑就是以国际权力关系为后盾建立的国际政治与法律制度,全球/国际治理是其重要表现。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主流的哲学理论与政治理论,以及反映国际社会主导力量意志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存在抵制这一主流与反霸权的哲学、政治理论以及文学。文章还通过相关文本分析展现了国际意识形态是如何顺应各个时代的需要,反映不同时代各种世界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特征。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

本文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之重建的设想。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受到身份相对化、流动化和竞争化的冲击,面临再造自我之使命。以族裔为根基、以民族为归依、以世界为关照的世界民族主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性认同,它既缓解了民族与族裔的矛盾,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协调,同时又呼应了全球化进程。以“柔性地理”、“主权部分让渡”以及“世界主义框架中多元文化主义”为特征的后民族国家将是其主要的推动者。     

缅甸政治“轮回”:合法性竞争与政治共识的瓦解

2021年2月1日军人接权后,缅甸国内出现了反抗者与军人政权竞争政治合法性的现象,对此既有文献尝试从“民主与专制的竞争”“社会革命夺取缅族精英政权”或“本质上的权力斗争”等角度进行分析,但解释力均存在不足。实际上,这种竞争源于缅甸建国后“先天不足”的政治共识缔造。三部宪法都未能通过宪政凝聚各方认同,两派缅族精英的政治共识不断瓦解,引发他们在国家权力与军事权力支配、政治经济与社会认同、国际认同与个人魅力上的竞争。2021年军人接权后,军政府与反抗者集团继承了历史上两派精英的合法性来源,反抗者集团虽然实力锐减,却仍具备与军政府在各领域竞争合法性的能力。只要缅族精英无法重塑政治共识,周而复始的合法性竞争将继续造成军人干政的“轮回”困境。     

例外状态下的国家权力: 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国家治理的影响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治理,各国执政当局以不同的政策应对疫情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疫政策及其影响的国别差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死亡病例是决定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有多大动机利用紧急权力确保政治生存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抗疫政策严厉程度的必要条件.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应对疫情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则取决于精英分裂程度与政治体制合法性脆弱程度.然而,这两个变量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抗疫政策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其中,政治体制竞争性较强的东南亚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疫情,但其执政当局利用紧急权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更大.     

论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

本文以地区而不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作为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与国家行为的概念基础,构建起一个地区与国家相互塑造的分析框架。透过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地区对国家的地位与权力、认同与观念、政策与行为的塑造;与此同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及其变化、观念和政策及其转变还对地区体系和制度秩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不同的元素,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进行重塑和改造。地区与国家之间存在基于过程选择的互动关系,它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亚太周边地区变化中的新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全球政治的"黑天鹅事件",被认为是冲击当前欧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的"欧盟理事会合作和协商数据",通过建立欧盟理事会权力网络,来分析英国脱欧可能导致的各成员国在重要政策领域内决策权力的变化,以及欧盟理事会权力分布的结构性迁移,以阐释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国际政治影响,并且从方法论意义上,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分配和变化提供新的思路。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地提出并论述了“软权力”思想,他所说的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的软权力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之重要思路,它引导人们关注那些抽象和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有助于人们克服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性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软权力思想既有创新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权力思想的继承,因为传统权力思想既重视具体和物质性权力因素,也关注抽象和非物质性权力因素。奈把权力简单地一分为二,使其软权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因为他无法阐述清楚软、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软权力的大小也难以被测定和衡量。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独立伊始,中亚就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西方主流学界创造了中亚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与命题,强调中亚政治分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夸大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甚至将新庇护主义模式作为解释中亚政治演进的核心内容,忽视中亚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制度建设与制度互融的成就。制度构建不仅是中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通过不断发明和建立新制度,同时将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融入正式制度,这些是中亚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中亚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s)发展模式:减少地方主义、族群矛盾以及部族政治给现代国家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吸纳地方政治精英以增强国家能力,发展象征符号来凝聚共识,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以重建合法性。中亚政治突破了制度正式/非正式二元逻辑,正在形成现代中亚政治。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本文主要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为研究对象,揭示能源领域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俄罗斯政府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要点>,使油气能源成为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政府试图并已经获得能源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其外交战略,但俄罗斯政府在实施其能源战略与外交的过程中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     

价值累加理论视域下的阿富汗变局和塔利班走向研究CSSCI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在被推翻20年后再次成为政权的执掌者。这与美国将战略目标从“以反恐为中心”转向“以大国竞争为中心”不无关系,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导致的。价值累加理论提出社会运动是由结构性有利条件、结构性紧张、概化信念的形成和散播、诱发因素、参与者的行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的运作等因素顺序叠加而成。从价值累加理论审视作为一种政治伊斯兰现象的塔利班在阿富汗生成和发展的原因及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能够为研判塔利班执政前景及对政治伊斯兰的影响提供另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角。塔利班的未来发展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阿富汗的未来,这也是国际社会关注阿富汗局势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俄欧天然气政治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考察商业利益影响地缘政治的机制与逻辑。跨国公司利用战略联盟这一有效制度安排,将国家行为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并以北溪管道财团、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就二者互动关系而言,市场占有率和公司规模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而且决定其主导联盟伙伴关系的能力;联盟结构的不同类型反过来也会影响战略联盟利用市场权力对冲风险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哈萨克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参与及限度——结构制约与精英偏好的影响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最新尝试,而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同和参与攸关其成败。因此,在分析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轨迹及其发展趋势时,中小成员国对该组织的参与同样值得关注。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中除俄罗斯之外最具实力的国家,其对联盟的参与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认知和参与,从最初的积极拥抱变为谨慎支持。哈的立场变化同时受到结构制约与精英偏好的影响。俄罗斯在地区一体化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哈国内族群结构、哈地理位置等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哈萨克斯坦需要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然而,乌克兰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在后苏联空间内的结构性权力,这增加了哈萨克斯坦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为维系自身的国际和地区地位,加强了对后苏联空间的整合力度。但俄采取的一些做法被哈精英解读为对其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道路的威胁,这削弱了哈精英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认同度和参与度。     

美国国家逻辑变化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传统研究中,学者往往基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视角,很少关注国家安全方面。为弥补这一不足,文章通过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和安全为一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底层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与传统研究结论相比该逻辑有三大变化：一是保持美国国家竞争优势,尤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胜出,成为美国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首要目标;二是美国制度性权力的源泉,从过去的“国内市场准入+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转向“安全提供能力+科技优势+国家主权”的模式,即用“国际安全提供能力”替代“国内市场准入”,作为吸引(甚至逼迫)规则合作伙伴的重要筹码;三是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基调,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托框架。受上述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将回到“有限全球化”,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体系被严重破坏,新规则领域或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

国际体系变迁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界定标准的差异,国际体系变迁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区分。本文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以时空标准来进行区分的。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因而这种归类有助于避免机械地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割裂开来。在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不同——同质性与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其结构性权力变化、结构性权力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以及结构性权力来源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等,在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如果当今正在发生的是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即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其对新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