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之构建

农村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目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监管人员不足、检测能力不强、日常监管缺乏、多头监管效率不佳、监管腐败难以杜绝等问题.要破解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困境,就必须选择多元治理路径,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包括完善治理主体结构、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建立契约治理为主的新型法律关系三个方面,而确保该多元治理模式顺利实施,还需有日常监督、利益驱动、考评奖惩、信息公开、争端解决五大机制与之配套.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之路

现阶段,我国食品加工行业的安全性受到威胁,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事故不断发生,我国食品治理监管体系的遭遇质疑.为了更好的解决食品行业安全监管问题,有学者提出食品安全社会共同治理之路的理念.从以往的行政监管到如今的社会共同治理,反应的是我国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形式转变成上下配合、国家和社会结合的食品安全治理之路.本文通过传媒,消费团体及非政府组织三方监管模式为例,建议加强第三方的监管力度,借用其由下至上的信息传播方式,补充行政监管的不足,进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社会共同治理模式.     

运用“机制+科技”做好反腐工作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源头治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河北省秦皇岛市从2007年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机制+科技"为主要特征的反腐败工作路径,取得了良好效果. 紧盯行政审批和公共资源交易两大要害 在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最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是行政审批,重点领域是公共资源交易.秦皇岛市抓住这两大要害,以体制机制建设为核心,对行政审批和资源交易进行程序化编排、透明化运行、集约化监管.     

食品免检制之反思——以风险治理为视角

"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之后被废止的食品免检制是产品免检制在食品监管领域的延伸。实行产品免检制的初衷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少行政成本、摆脱地方的行政干预,然而,免检制在实际运行中渐露弊端。围绕免检制的绩效与正当性问题,存在反对与赞成两种意见。在引入风险理论之后可以发现,食品免检制忽视了食品行业在风险治理次序中的优先位置,忽视了食品风险的社会建构性,忽视了食品免检的制度风险,忽视了风险治理应有的分散、复合体系。这些忽视使食品免检制在风险社会中难获正当性,而无论其绩效如何。     

法治视野下府际合作面临的体制障碍及其完善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特征和不可逆转的显著趋势,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管理体制日益凸显其滞后性,难以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治理要求,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与落后的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有必要优化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充分发挥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府际合作中的作用,切实保证公众对府际合作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协作治理模式,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     

“空间—权力”动态匹配:尺度跃迁视野下珠三角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模式与变革展望

【问题】基于尺度跃迁理论,地方政区是空间和权力尺度关系的耦合,地方政区治理要实现"空间—权力"动态匹配。基于此,地方政区实现"空间—权力"尺度匹配的空间治理模式有何表现?导致治理模式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的发展导向对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提出何种新的要求?【方法】以珠三角地方政区为例,通过尺度跃迁理论对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模式进行剖析。首先,以"空间—权力"两个尺度要素的关系,构建出尺度跃迁理论与治理实践之间的逻辑联系。接着,通过分析珠三角地方政区治理案例,总结在"空间—权力"配置之下不同的尺度跃迁路径及其中的差异原因。【发现】地方政区空间治理行为中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制度创新分别代表"空间—权力"配置差异下的刚性与弹性两种尺度跃迁模式。模式选择与城市的发展路径,及其所处的城镇化阶段和区域格局息息相关。在新时期下,地方政区空间治理的实践方向逐渐发生转变,这体现了治理思维从刚性"空间管治"向弹性"制度设计"的深化。【结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珠三角地方政区空间治理行为应朝着尺度的整合、尺度的共享以及权力尺度的规划转化这三个方面进行变革优化,从整体上提升区域公共治理水平。     

“权力清单”——政府行政改革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指的是基于政府权力透明的一项简政放权的重大举措。它的目的在于提升行政效率、简化政府行政程序,理顺部门审批职责、归并交叉重复审批事项、区分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事项,将行政审批和行政监管相对分离。在充分体现行政权力改革的同时,优化政府行政权力,达到廉政的目标。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权力清单"制度、权力腐败以及政府改革问题等内容,对我国目前各地区紧密开展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提供一些思路。     

当代中国行政取缔的法律治理

强制执行力是行政取缔在实证中呈现的最重要显性特征之一,对其正当性的解读有助于从法理上厘清取缔的内部权力构造,即存在对行政机关的实质性"包裹授权",包括授权做出行政禁令及禁令之即时强制执行,二者共同诠释了取缔非制裁性、终局性和实效性等权力特性,非仅为执法目的的宣示。此为我国取缔的法律治理指明了路向。基于新时期"管理与预防、控制"等"管控"价值的需求,取缔作为聚合了意思行为和实力行为而"处执合一"的综合执法行为仍然有其生命力和存在正当性,应该在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下对取缔的规范设定、规范清理与适用,以及其与《行政强制法》程序冲突的解决等问题做出清晰的处理和释解。通过法律治理有效回应取缔执法中的诸多困局和废除取缔的论说,并建议把取缔作为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使用,避免生活中的滥用和法律意义虚化。     

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分析——以美国高校为借鉴

高校内部的权力被分解为行政与学术两个维度并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主体分别享有和行使。传统美国主流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是行政主导模式。美国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通常由董事会和校长掌握。教授通过组建评议会集合行使决策学术领域事务的权力。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向学术权力方向迁移。美国高校纵向的系、院、校三级各自在横向上都是二元治理结构,在每一层级的治理结构中这两种权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我国高校内部也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区分,如何设定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思考。     

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

行政约谈契合了社会治理由"反应型"向"预防型"转变的时代任务,内化了服务行政的理念,迎合了公民参与行政的需求。行政约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行政约谈是外部约谈,指行政主体在相对人有违法之虞或轻微违法时,通过约请谈话、说明教导、提出警示的方式建议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以避免违法之风险的行为。行政约谈具有独立价值,作为行政指导表现形式之一,具有非权力属性。实践中,行政约谈发展出了决策参谋型、纠纷协调型、违法预警型、执法和解型、督办处罚型五种模式,并出现了强制化、过度化的异化倾向,亟需纳入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