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鉴定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鉴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同一案件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非常普遍;鉴定结论的采用混乱; 鉴定机构多家设置、无章可循;委托签定权不统一,当事人没有任何救济方法;首次鉴定的管辖权 和管理部门不明确;鉴定人的资格没有严格限制,鉴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法律有关鉴定的 规定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错案率高,徇私舞弊现象时有发生等。对我国刑事鉴定制度反思后认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从鉴定人的资料和责任、鉴定的启动、鉴定权与司法权的分离、鉴定管辖、鉴 定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几方面进行。     

聚众斗殴案件认定的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在司法实践中案件所占比例较高,是普通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始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成长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由于聚众斗殴犯罪本身的复杂性、法律规定本身的不完善和法理理解的不统一,从它诞生之日起,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便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地方司法更是标准不一,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准确、公正处理。本文以当前的司法实践为视角,力图通过对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认定的争议问题、加重情节的理解及转化犯的适用等方面进行简要探讨。     

汶川地震居民房地产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从生命救助转向灾后重建，由地震导致的房地产毁损灭失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逐渐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房屋在地震中损毁，由谁来“埋单”？居民个人所有的房屋毁损灭失，但其土地使用权仍然受到法律保护。居民又如何行使那可能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虚假恐怖信息的认定——以地震谣言为切入点

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民众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恐惧心理，编造某地即将发生地震或余震的谣言，并加以散布，引起公众恐慌，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本文以地震谣言为切入点，探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虚假恐怖信息的含义和司法认定。文中结合上述定义，通过对理论界否定说的批判，得出地震谣言在何种情况下可被列入该罪虚假恐怖信息的范围。在地震谣言被解释为虚假恐怖信息的情况下，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若干问题探析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是我国现行刑法经第三次修正后新增加的一个罪名。本文探析了编造恐怖信息罪的犯罪构成,对近年来发生的此类案件的类型根据行为人的犯罪动因进行了分类,并针对性地探讨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一是对该罪的追诉标准及后果严重的认定,二是对行为人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犯罪的该如何定罪处罚。     

论聚众斗殴罪的若干问题

聚众斗殴罪的构成不以“流氓动机”为要件,也不要求双方都是三人以上,但要求双方都必须有“斗殴”的故意。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对致人重伤、死亡一方的首要分子、直接致害人以及其他积极参加者都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对被重伤、死亡一方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无论是否受了重伤,都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对聚众斗殴罪的规定不科学,应予以废除。     

刑事证据若干问题及立法完善

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由于缺少与其配套的证据立法，致使司法实践中滋生出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诉法的实施，主要表现为：     

论汶川地震后搜救财产的物权问题

5.12汶川地震后搜救出了大量的财产,根据《物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财产应定性为遗失物,适用遗失物拾得制度对其进行处理。拾得人负有通知或送交、妥善保管、返还义务,鉴于震后遗失物繁多,遗失人广泛,身份确认困难,搜救财产应交给所在地公安等政府部门统一汇总、查找遗失人、组织认领为宜,返还遗失物时应免除灾民的必要费用偿还义务。对于被确认为遇难者的物品,应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领取;失踪者的物品交由其直系亲属领取;无法确定遗失人的,同时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又无人认领的财物,归国家所有;遗失物在被转让情况下又有两种不同的所有权归属。     

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聚众犯罪问题分析

大量的事实和案例表明,群体性事件的犯罪活动大多以聚众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聚众犯罪均以首要分子聚集多人,形成群体实施危害行为为特征,对社会秩序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其在刑事司法认定和处理上具有较大程度的复杂性。聚众犯罪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个概念,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对相关罪名进行了明确规定,分析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聚众犯罪,能够为有效的从法律途径解决群体性事件创造有力条件。     

刑事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规则研究

关于刑事鉴定的问题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刑事证据之一的鉴定结论对法官的裁判活动 ,心证的形成 ,对当事人双方主张的确认都有着关键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更因为我国目前的鉴定制度、鉴定体制存在严重缺陷 ,它已给人们带来比法官裁判不公更令人感到不公正的痛苦。对刑事鉴定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以及立法就鉴定问题作出必要的完善 ,已是迫在眉睫。     

邪教违法犯罪活动的趋势及处置对策

在我国政府打击取缔的高压态势下,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其违法犯罪活动具有顽固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城市与乡村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是邪教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方式与趋势。必须建立健全情报信息汇总研判分析机制,提高预警能力;坚决依法取缔和摧毁邪教组织体系及地下活动网络;深入开展侦察控制工作;加强反邪教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证明

在我国,虽然初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得以确立,但是由于未建立起配套的保障规则,特别是未建立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致使该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得到有效实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执行,往往以对非法证据的证明为基础。为此,我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熟的经验,科学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明制度,以确保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初探——以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领域为例

针对当前广州违法建设行为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强化行政执法的同时,有选择的使用刑法手段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打击,分别从违法建设行为本身、阻挠违法建设执法行为、违法建设相关监管部门渎职等三个角度入手,提出使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暴力威胁阻挠执法"、"玩忽职守"等共计20余个罪名对违法建设定罪量刑,形成打击违法建设的合力,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势头。     

讼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借鉴了国外有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 ,指出了一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会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 ,政治状况 ,刑事诉讼价值等的制约。分析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 ,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规则 ,并尝试了具体规则的设置。     

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务中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方辩护权等违反程序的现象屡禁不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严密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制裁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 ,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机制 ,对于实现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性制裁无论是在适用范围、实施机制 ,还是在基本功能方面都是刑事制裁、民事制裁、纪律制裁和国家赔偿所无法替代的。程序性制裁有终止诉讼、撤销原判、排除非法证据、诉讼行为绝对无效、诉讼行为相对无效、从轻量刑等主要方式。完善我国程序性制裁机制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与程序建构     

非法人工授精行为之社会危害及其防范

人工授精手术一方面满足了不孕不育家庭对生育后代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成为某些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买卖人体胚胎、强取人体胚胎、非法实施人工授精手术等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增多,极大地危害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和人体生命健康,同时引发了许多伦理道德问题。对于这些危害较为严重的行为,有必要及时利用刑事法律予以规制与防范。     

论刑法中的事后自救

刑法中的事后自救有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救行为的特别意义,它是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后即正当化事由之一。刑法中的事后自救有着从起因要件、时机要件到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再到对象要件和限度要件的系列性构成要件或成立条件。不符合构成要件或成立条件的自救行为轻者是过失犯罪,重者是故意犯罪,不仅可以实施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甚至可以实施刑法中的事后反自救。     

浅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问题之关系

我国司法机关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摸索并取得不少成功经验过程中,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我们认为刑事和解符合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和"严打"等主要刑事政策也不相冲突,应作为一种新制度和新理念加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