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新的发射点——“政法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研讨会综述

上海市委政法委举行了“政法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专题研讨会。会议从政法文化的内涵 ,政法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和培育政法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变革时代政法人的司法使命——沃伦与王胜俊能动司法哲学观比较

从社会现实出发，寻找正确的司法哲学指导司法活动，积极回应时代的司法需求，是政法人的时代司法使命。作为中关司法能动的主要倡导者，沃伦和王胜俊都主张司法应积极回应政治和变革时代的民众权利需求，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关注社会实质正义，注重司法结果衡平。但由于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巨大差异，二人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解当然也不完全相同。     

新时代政法改革论纲

从司法改革到政法改革,是法治领域改革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法治领域改革迈入新阶段。新时代政法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必由之路,是构建开放型政法工作新格局的迫切需要。这场改革是由党中央统一部署推进的重大改革工程,是政法领域的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政法改革,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提高执法司法效率,加快现代科技应用。新时代政法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深化政法机构改革、法治实施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政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法职业管理制度改革、政法科技体系创新,推进政法工作体系和工作能力现代化。     

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中央政法委“开门纳谏”，问计司法体制改革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法委的“转变”一直受到关注。无论是机构本身的转型,对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主导,还是作为“掌门人”的孟建柱对政法工作的理念,都在这3年多来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     

社会管理中司法模式演变的探析

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标志,其中社会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管理中司法方法是不可或缺,分析“压制型”、“管理型”和“中立型”三种司法模式的演变过程,把司法模式的演变规律和社会管理的机制结合起来,凸现司法手段在社会管理中地位和功能,有助于我们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前进方向,利于法治国家的建社和法治文明的塑造.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与分析法学研究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是近代学者对分析法学深入研究的主要载体。分析法学在近代法政杂志中的介述、评论以及"中国新分析派法学"的诞生与发展,充分吻合中国近代法政杂志"求是致用"的宗旨,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分析法学在中国成长的生动图景。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

自《译书汇编》创办,近代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前后计一百五十余种。这些法政杂志面对国家的危局和西方学术的冲击,不得不承担“救时济世”和“阐明学术”的时代使命。由此,各种法政杂志都明确定其宏旨,即昌明法学,养成法治。此种宗旨,不惟一时代的宗旨,而应是久长的宗旨。     

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

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合理定位具有重大意义。司法与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二者保持适当距离有助于增进政治的合法性。司法相对独立于政治是司法良好运行的基本前提,通过司法控制政治是现代政治规范发展的重要模式。司法无法脱离政治属性,更不可能去政治化,而应对政治作出适当回应。但绝不能把司法简单等同于政治,更不能把司法看作是政治的附庸。司法虽然承载着政治职能,但司法政治职能的有效发挥是通过相对超然于政治的司法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司法政治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政治对司法的合理尊重、维护司法的应有独立地位为前提,一个淡化对司法的强制控制而注重尊重司法规律的司法,方可能实现政治目标的最大化。     

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应该是对司法管理权的完全否定,也不应该是否定司法管理权的行政属性。它强调的是限制或弱化当前一头独大的司法管理权,剔除其高居于司法权之上的压制性力量,将其压缩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内,并发挥其正面功能。司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标就是理顺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平衡。这是司法管理机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其远期目标应当是构建一种以司法权为主、以司法管理权为辅的司法管理模式。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司法模式探究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双统筹”价值位阶体现在生命健康价值的优位性,基本底线体现在重大疫情防控的法治化,保障路径体现在司法的现实回应性,制度优势体现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在“双统筹”背景下,司法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紧急状态中出现多元化的新纠纷,双统筹工作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需要平衡,疫情防控中法官面临履职难的问题,以及经济恢复中司法保障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等。构建法院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以习近平“双统筹”重要论述为思想引领,以“双统筹”中的基本法理为理论支撑,对工作机制、审判经验和诉讼规则的再次提炼。中国模式突出表现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通过司法理念的更新和法院职能的转变推进应急司法体系的发展,实现内部程序机制和外部技术保障的一体构建和协同应变。     

我国"避风港"规则的法律性质研究

通说认为我国的"避风港"条款也是中介责任免责条款,但有观点认为,基于中美两国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差异,我国"避风港"规则的法律性质应当是中介责任的认定条款,即"归责条款".明确"避风港"规则的法律性质有助于理解"避风港"规则在整个中介责任制度中的作用,对于司法实践中"避风港"规则的正确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特点为: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为重点,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为目标,以侦查和司法部门主动排除和被告方申请排除相结合为方法等.该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是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司法部门自律的体现.展望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包括:确定非法实物证据范围,排除"毒树之果",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与刑事司法其他规则协调.     

论《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名称、定位与基本制度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法》已经被提上了立法日程,但立法过程中还有诸多理论问题亟待解决.相比于《基本医疗卫生法》等法名,《基本卫生法》或《卫生法》是更为科学而规范的名称.《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定位是承担着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功能的一部卫生基本法.作为我国卫生领域的基本法,《基本医疗卫生法》应当规定医疗保健基本制度、药品管理基本制度、公共卫生保障制度、卫生科技与卫生教育促进及规范基本制度.     

法律方法与法治:以对纳粹司法的反思为中心

纳粹政权在司法领域的工具和帮凶,是反形式主义的法律方法论和政治目的司法,而非法律实证主义。以具体秩序思维和具体的一般性概念为代表的纳粹法律方法论,突破了形式主义司法准则,并将纳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升为一种新的法律渊源和裁判规范。这种反形式主义法律方法论,是法治的一个陷阱。去法制化的纳粹司法表明:法律方法论若无视基本权利和普遍价值观,就可能沦落为当权者的作恶工具;法的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是唇齿相依的,要实现法治,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金融稳定性监管变革的法律框架

新一轮不良贷款的快速增长与影子银行是中国金融稳定性风险的两个侧面,具体表现为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的五个严重问题:被监管部门的不良贷款行为;松散的管理;由无流动资金担保的短期债权所支配的影子银行体系;在影子部门明显缺乏透明性;影子部门与被监管部门之间极高的互联性.提高金融稳定性必须通过一场金融监管大变革,以缓解当前金融分业监管方式带来的困境.而引入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方位的杠杆比率,保证银行持有更大份额的资本缓冲,是提高银行适应能力、降低不良贷款,并对抗银行与影子部门关联性的强有力的制度改进措施.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法律监管研究

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债务采取行政控制,但效果不佳.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虽有预算法明令禁止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绩效考核决定官员升迁,但因地方人大弱化,举债无风险、高效益的潜规则等促使地方政府官员肆意规避预算法等法律,滋生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行政控制惯性和国务院地位及其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仍由国务院主导、实行行政控制,但实践经验表明行政控制效果差,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转轨,从行政控制转向规则控制路径,实施法律监管,完善债务信息公开、风险预警、责任追究等方面法律制度.     

我国《著作权法》中追续权的适用客体

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新增了追续权,并适用于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以及文字和音乐作品的手稿.但是,追续权制度的立法宗旨在于维持著作权人和作品购买者间的利益平衡,以保障著作权人获得与其付出相应的回报,实现社会公平.从此法理基础出发进行衡量,美术和摄影作品原件应当纳入追续权客体,文字和音乐作品的手稿则应排除在外.一些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国际公约印证了这一点.此外,结合我国艺术品的创作和流通实践,著作权法也应为实用艺术作品留下追续权制度的适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