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法治化

市场经济为各主要国家所采用,通讯、运输和信息等革命性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等,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它是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表现形式,具体体现在各国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国际组织间合作进一步加强、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急遽增加等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对列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具直接作用,其进入内国法具有高层次、具体化、强制性的特点。这从世贸组织的实践可窥一斑。国际规范以强制性的拘束力进入内国法,从而导致列国的法律规范、执法原则和标准以及法律价值等不断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又势必导致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和制度逐步达到法治社会的要求,即全球法治化。     

法治社会中警务规范的核心与目的

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依法行政和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警务部门怍为国家公权的执行部门，其执法行为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规范警务执法行为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拟以法治社会为背景，具体分析法治社会中警务规范的核心与目的，以求得法治精神的深远意义。     

国际法治: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于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谐世界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多种类的、相互差异的行为者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与共赢,实现一种各得其所、各得其利的秩序与状态.国际法治可能通过其实体和程序上的安排为实现和谐世界铺就一条通路;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要求则可以为国际法治提供价值尺度和终极目标.因而,以国际法治为载体的和谐世界、以和谐世界为意蕴的国际法治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前景.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法律适用中的国家利益

国际私法法律适用中存在着不依国际私法规则适用法院地法以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值得分析。通过对当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分析和对依国际私法规则与不依国际私法规则适用法律实现国家利益的分析,各国应在全球化合作理念关照下,摒弃不依国际私法规则适用法院地法的做法,坚持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选择适用内外国法,以维护本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顺应国际社会公正、平等地适用法律实现国家利益的发展趋势。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法律行为的规范品格及其价值

作为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上的重要概念之一,法律行为实质上是私人创设旨在调整其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行为。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律行为之规范品格的界定,凸显法律行为制度的潜在价值:一、法律行为的规范品格在给个人带来"自我立法"自由的同时,也为国家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带来了便利;二、法律行为的规范品格为不同于"自上而上"的法治进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对我国的法治实践大有助益;三、法律行为的规范品格为新的法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支撑,将会给苦于不知"向何处去"的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些许智识上的贡献。     

多元视角下的《窃听风暴》之法学思考

监听监录、密搜密取、邮件检查等技术侦查措施,相比常规侦查手段,处于秘密状态,并一般构成对相对人隐私权的干预,隐含着脱离规范的危险。因此,检察机关应获得采取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律许可,做到监听窃听行为法律化;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原则不仅是为了规范司法行为,更应当适用于某些政府的行为,宪法上的正当程序要求被限制在政府或国家行为之上;现代法治应当以人权为本位,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以实现国际人权共同标准为主要任务,并让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与社会公正在不同的法制进程中交错实现,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论全球化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特征,经济全球化以其势不可挡之势冲击并影响其他各个领域.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促使国际社会逐步走向法治,我国加入WTO,在广阔的范围内参与全球化,势必影响到我国的法治建设.本文力图从全球化对我国法治进程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世界性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不仅从多方面影响了主权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主权,而且通过法律全球化对国家的法律主权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到世界政治组织的构成及其活动方式和范围、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散的主权政治架构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文化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体系中的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影响了人们的主权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形式,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文化主权,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及其宪政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为了推进全球法治进程,必须树立新的主权理念,实现主权要素的重构。     

中国法治视野中的法律监督

中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形成依照法律规则办事的良好氛围。但静态的法律变为动态的对社会发展起到规范作用的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又需要通过司法人员适用法律的实践活动。司法是重要的国家权力资源，为保障司法权力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正常运行，需要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实施监督．     

预算国家:财政法治的理想——源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预算是国家财政体制的核心,现代预算制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由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经验.英国、法国、美国遵从三种不同的路径,均成功实现了由税收法定向预算法定的转变,构建了现代预算法治国家,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构建预算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目前正处于税收国家发展的成熟期,迫切需要向预算国家转型,而现实的途径是在财政统一和财政监督交替进行的模式中,加快预算法制建设,建设现代预算制度,完善财政法治体系.     

三种执政理念的时代选择——对三种政府模式的思考

本文将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学习型政府的执政理念理解为三种精神,即服务精神、法治精神和学习精神,力图说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模式的选择不是单纯的一种政府执政精神的体现,要从各种执政精神的融合中找到时代发展的要求。     

法治的基石在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国家同法治社会是两个对应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互补互动关系.国家法律主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并非简单地指以法管理社会或守法的社会,这只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内涵.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包括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社会力量在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及公民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符合法治精神.建成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德约束自己和他人,并监督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运行.     

民法典时代的法治政府建设转型

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法典时代的到来,这为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尺和历史机遇。民法典蕴含的权利本位观念、新设的公私法规范,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转型要求。为了回应这一转型要求,应当从观念、规则和模式上把握民法典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转型之道,实现新旧法治政府建设理论的跨越。具体而言,在观念上,应当对消极有限政府有所扬弃,并明确积极有为政府的行动边界,实现有限有为政府的双重建构;在规则上,应当克服依行政法行政的局限,给予民法典以积极回应,将民法典规范纳入至依法行政的法依据范畴内;在模式上,应当面向具体的行政任务,在非秩序行政领域赋予政府一定的公私法主体与行为模式的自主选择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 ——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基本依据和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国家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两个规范体系都是治国理政的规范依据,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是依法执政的现实要求,应当以体系共存的相容性、价值追求的同向性、具体规范的无矛盾性和行为指引的连贯性为基准,立足法治一般规律和我国政治现实,多方面积极地探索衔接和协调的实现路径,建构以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为核心的保障机制,从而达致两个规范体系“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状态,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良性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软法之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表明了我党厉行法治、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勇气。根据规范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不同,规范可分为硬规范与软规范。从法治建设的模式来看,也可以分为硬性治理、柔性治理,但更多更常见的是一种混合治理,既有硬规范,又有软规范的混合治理模式。四中...     

法治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兼与刘永艳教授商榷

法治本身不是过程,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当然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可以是理念上的未来蓝图,也可以是现实中的制度范式和生活实践:而法治化或者说对法治的追求探索才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西方国家法治化的不同进路说明法治化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中国的法治化应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论法律对话的模式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法律对话是法律交往的基本形态，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前见歧义的意义共识。法律对话是在一定的模式下实现的，以全球化为界，前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对话模式主要有自我继承的法律对话模式、交往移植的法律对话模式和法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在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提出了新型法律对话模式，即善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这种法律对话的模式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契合于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全球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因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法律对话模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