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替演进中,大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是处于国际矛盾和重大事件中心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创建进度和主导过程控制的核心要素。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等强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设过程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初步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步入新的时代。因此,世界政治将逐步朝着代表更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方向转变,国际体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全方位发展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形态。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冷战终结之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对传统大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即不断地将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构成的多元中心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并非原有传统的、局限的、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发展演变的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国关系中,全球治理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探究

从实体经济上看,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小幅度调整并未给中国经济的总需求水平带来显著影响,汇改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是进出口、就业、消费、投资、经济增长等多项宏观经济重要指标都表现良好。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情况两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应当恰当地调整汇率和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     

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之探析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已经远远超出了某一个国家的能力,而是需要全球的共同治理。中国是现代国际社会发展最快的国家,国家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求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面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中国应该如何来处理,要不要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是中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舆论压力。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大历史机遇

东盟各国是我国的近邻,山水相连,隔海相望。中国与东盟各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历史,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没有达到双方的预期目标,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既是一次严重的冲击,同时也是一次双方深化合作,共克时艰,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

2007年之前,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美国在双边贸易、贸易结构以及投资关系三个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中国只在国债购买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因此,美国拥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权力。但是,由美国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使中美相互依赖关系出现了新动向,中美之间至少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应当借金融危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高美国政府利用对华贸易为政治或安全服务的相对成本,进而达到校正中美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的目的。     

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

相比以前,世界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等以及缺少治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WTO、IMF和世界银行应该分别在贸易、货币和发展援助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发挥这些多边组织的作用,首先在于这些组织自身治理结构的改善,这样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应对全球经济的新挑战。WTO、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改革应该从议题设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领导人遴选以及总部所在地等几个方面开始。只有发展更具多边主义特征的全球经济制度,才能促进国家间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平等和缺少治理的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内外部平衡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使得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现象愈加明显。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首要问题。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及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运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并提出了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调节经济内外失衡的对策建议。     

抵御全球金融危机 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我国经济金融政策及时转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贷币政策,国家及时出台拉动内需的重大措施,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以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增长.作者为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供探讨.     

先盘家底再谈输出

在讨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之前，我们有没有很清晰地感受一下，或者认识、思索、总结一番：中国文化现在是什么，状态如何，家底怎么样，中国文化有没有整体形象呈现于世界，我们的民族又怎样认识自己的文化，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是否存在为人们所共识的文化精神，我们的未来走向清晰不清晰，如此等等，就是在讨论文化发展战略时，首先要把家底盘清楚。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实行的＂美元本位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滥用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特权的结果。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同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外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场涉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利益重大调整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抉择

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呈现出增速下滑、问题凸现以及形势逼人的经济特点。对此，我国不但要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经验教训，而且要采取更加灵活和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和策略。     

当代中国的文化立场——“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笔谈

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角色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然而,我们的文化地位却与经济地位不成比例,文化的影响力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影响力,这无疑使我们的大国形象受到影响。2009年4月19~21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联合主办的“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国际高峰论坛于杭州成功召开。与会专家来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美日韩众多高校和研究单位,分别从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伦理、语言、传播、教育、宗教、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危机管理

在中长期内中国具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面对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仅仅做到事前防范和预警是不够的,需要在危机的事中和事后管理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从而做到临危不乱,将金融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等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发展道路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遭遇重创，越来越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中寻找出路，但现在断言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为时过早。当前，我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国家的“愚弄”，避免为这次危机埋单。另一方面，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同样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与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中国发展经验需要更深层次的总结；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