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集合诉讼制度介评

巴西的集合诉讼制度是在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拉美国家此类制度的立法典范。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民众诉讼和公共民事诉讼。这两项制度在原告资格、适用的领域、所保护的权益之性质、诉讼费用规则、判决的既判力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对于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欧洲专利法修订介评

修订后的欧洲专利公约对专利申请语言文本，专利优先权的行使与延长，专利新颖性及专利权利范围更正等内容做了新的规定，公约简化了欧洲专利保护的程序，便利了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同时保留欧洲专利高质量的审查标准。     

共同诉讼抑或群体诉讼——评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该法第54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界定为共同诉讼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按此推论,该法第55条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又处于“休眠”状态的情况下,我国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群体诉讼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与法院每年处理几十万件群体诉讼案件的统计数字不符。从其产生所适应的条件、所借鉴的国外同类制度以及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两种代表人诉讼均已突破了共同诉讼的范畴,在性质上都应属于单一诉讼和共同诉讼之外的第三种诉讼形式——群体诉讼。     

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交叉诉讼与引入诉讼介评

反诉、交叉诉讼和引入诉讼是美国民事诉讼法中共同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诉可分为强制性反诉与任意性反诉,其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是不同的。交叉诉讼是指共同诉讼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提起诉讼。引入诉讼则是指被告对非诉讼当事人的第三人提起诉讼。这些诉之合并制度反映了美国民事诉讼法对统一解决纠纷、提高诉讼效率等价值目标的追求,其中的某些内容对我国相关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群体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规定群体诉讼制度,民事诉讼理论上专门论述群体诉讼的文章极少。但是,现实生活及民事审判实践已把群体诉讼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情况下,群体纠纷日渐增多,人民法院如何解决在一个县(区)内成千上万件齐发的、标的共同的同一种类的民事案件或经济合同纠纷,已经是立法和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群体诉讼,建立群体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内容,群体诉讼的程序等一系列问题,都应加以研究和解决。     

芬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介评

芬兰的群体诉讼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申请禁令的群体诉讼以及请求赔偿的群体诉讼。在请求赔偿的群体诉讼中,芬兰消费者巡视员拥有代表特定消费者群体采取法律行为的专属权利,但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所有的"选择加入"的群体成员均发生效力。整体来看,这种请求赔偿的群体诉讼受到很大的限制。首先,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大众消费领域的纠纷;其次,诉权只给了消费者巡视官。这种严格受限的群体诉讼在实践中很难应对频发的大规模纠纷,这也迫使芬兰不得不在诉讼外谋求解决之道。     

当今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群体纠纷在许多国家呈上升趋势,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群体诉讼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即群体诉讼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确立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多元化的群体诉讼机制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各国在发挥群体诉讼价值和功能的同时,尽量限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环境纠纷中的群体诉讼

众所周知,环境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场所,属人类所共有.为此,当环境遭受破坏或污染时,就其地域而言,危及许多地区;就其影响而言,涉及多数居民;就其时间而言,历时长久;就其危及权益而言,范围广泛,举凡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或生活权益诸如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环境等权益均被染指.比如,某工厂排放了可能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废水,从而使周围的居民健康遭受危害,受害的居民可能是成百上千.在这种环境纠纷中,任何一个受害者都有权对加害者提起诉讼.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独立的对几乎相同的一个事实,或相同的一个被告提起诉讼,那么,这种诉讼将     

群体诉讼的法律特征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立法经验,规定了一项新的诉讼制度——群体诉讼制度。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制度的重大突破,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意义。群体诉讼(亦称代表人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众多当事人,因具有相同的利益而组成     

公益诉讼助力特殊群体

<正>“两个盲人车位中间是轮椅通道,这里以后应该做好标识,不能遮挡。”“无障碍厕所里的呼救按钮最好在抬手就能够到的地方。”全国助残日到来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受邀来到北外滩一开发项目板块,与虹口区建设管理部门、残联、质安监站等部门及残疾人代表一起,参与项目竣工验收前的无障碍设施试用体验。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on Class Action Settlements

Recent studies of the class action device have prompted legal commentators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crucial issue of whether this device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England and Ireland and, if so, what features this device should posses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tribute to this debate by providing an analysis of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ith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aspects of this device, namely, the settlement of class proceedings. The United States jurisprudence on class action settlements is also extensively referred to.     

论美国的和解集团诉讼

和解集团诉讼是源于集团诉讼的一种司法创造,通常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起诉的目的在于和解而不是诉讼的集团诉讼。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众侵权诉讼开始运用和解集团的方法后,这种诉讼方式很快就流行开来。本文分析了和解集团诉讼产生的背景及其方法为什么会对被告、律师和法官有较大吸引力的原因,阐述了和解集团诉讼运作的程序及其与集团诉讼和解的区别,最后,介绍了围绕和解集团诉讼的各种不同意见及其发展前景。     

准用性法律中非正式规范识别机制构建导论

准用性法律广泛存在于我国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当准用性法律所指涉的准用规范是习惯、道德等非正式规范时,适用它们就可能引发一系列关联着非正式规范识别问题的争议。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些可能的争议,往往采取无视或否视的姿态;即便偶有论者关注,也主要是针对个案或个别规范提出一些具体的实体性建议,而实际上,考虑到其大量存在,因而首先应给予这个问题更多的关注;并且,对非正式规范识别问题的解决,更应采取一种程序主义的进路。因此,应尽快启动对准用性法律中非正式规范识别的程序性机制的构建工作。     

Correlates of Joining a Sexual Harassment Class Action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a variety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seek legal relief in response to sexual harassment, but have generally failed to test these proposals empir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gap by investigating the decision to join a class-action lawsuit. Participants were female professionals at a nationally 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who either participated in or opted out of a sexual harassment class-action proceeding against the company. Five variables emerged as significant correlates of joining the class: organizational climate, turnover, financial dependence, PTSD, and primary appraisal. Dominance analysis identified contextual factors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rrela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se factors in joining a class action are discussed.

中美群体诉讼的经济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国外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由商品质量瑕疵等原因引发的“小额多数”的现代型纠纷不断涌现。与美国集团诉讼相比,我国代表人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契约成本、控制成本、信息成本等交易成本过高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并且在制度运行上缺乏利益激励机制。“东芝”、“三菱”事件就充分暴露了其严重的功能缺陷。因此,为保护我国广大消费者利益,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集团诉讼问题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集团诉讼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重要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然而,各国对于集团诉讼的态度、政策、制度设计和实践却是千差万别,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本文以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探讨了通过不同的法律制度解决这一相同的时代课题的可能;分析了当代世界各国解决群体性纠纷和集团诉讼问题上的差别及其原因,从政治和司法体制、诉讼文化、法律技术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法律职业等角度比较了集团诉讼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移植的可能性;并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团诉讼问题的重要性及各国应有的政策立场。本文将解决中国群体性纠纷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主张充分考虑社会现实,避免简单移植某一种集团诉讼制度并依赖其解决各种群体性纠纷,而应以一种多元化的思路应对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