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行动

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战略的有机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场域内,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符合世界生态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采取整体性行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培育现代化生态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框架下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制度体系,提升现代化生态治理能力。     

基于协商民主的生态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发展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形式的生态治理公众参与,可为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内生动力。协商民主理念在公共性、责任性、平等性和回应性上与生态治理的价值内核具有较高契合度,是在生态治理中赋予公众参与民主权力的理想形式。来自日本和浙江嘉兴的典型案例表明,协商民主可有效促进公众与决策者的双向互动以达成利益聚合。为提升协商民主在公众参与生态治理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还需从空间、时间和操作等维度全面客观地审视协商民主的局限。     

论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构建

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治理方式转型的进程,也是治理文化体系的"绿化"过程。中国特色绿色治理文化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梦为时代感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优化发展模式、净化政治和社会生态为基本内容的一系列社会共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机制的总称。通过绿色治理文化体系的"制度—非制度"因素双轴联动,凝聚社会共识,让绿色治理文化内化于公民之心,外显于公民之行,促进健康和谐社会风气的形成,实现政治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绿化",以及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共同"净化",进而为全面推进绿色治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绿色文化基础。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维度

制度维度是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践行的一个重要视角。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一个理论意涵不断丰富深化、体系架构渐趋清晰的发展过程，先后形成了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两个权威文献为蓝本、以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主要样态的框架构想或顶层设计，从而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之维”作出了既高瞻远瞩又立足现实的整体筹谋与规划安排。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这套制度体系蕴含着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的重要功能,有助于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逐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并不断增强治理体系的回应性。认真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以及人大代表的职权,是对宪法的尊重,也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与时俱进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这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改革,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体制机制中的弊端,破除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障碍,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治理现代化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民众参与、国际合作等多重要素。本文认为,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法规的完善、智能化技术手段的运用和高效参与机制的形成,以及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变革,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包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监管体制、进行生态科技创新、推进民众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新时代的生态治理现中,仍面临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新阶段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中,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实生态责任制,强化生态治理的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推动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     

国家治理视野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新思路--以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为例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政策部署。流域生态补偿也应按照这个改革思路逐步推进，但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偏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要强化中央政府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制度供给与责任分担，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多元组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的民主协商机制。     

云南边境县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思考

云南是中国边境线较长的省份,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云南边境县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未满足发展需要、境内外流入人口加大治理难度、跨境非法婚姻问题解决较困难、社会治安和"禁毒防艾"形势严峻、非法宗教渗透与反渗透的任务艰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等方面。面对这些突出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控机制、建立健全跨境婚姻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非法宗教渗透管控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供给机制。     

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加强对国企领导人员的管理

广东省惠州市在全市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过程中，对加强和改进国企领导人员管理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从1997年起，率先对TCL集团实行以资产授权经营为核心的企业体制改革，立足于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健全考核激励体系，强化监督约束，全面加强和改进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使企业获得持续快速发展。     

党内法规建设的金钥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坚持依规治党,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架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实现由共治到善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畅通、高效、无缝隙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由共治实现善治,突破单边权力失灵的困境。当前适合中国实际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主要包含灵活的主体参与制度体系、严格的过程监督制度体系及完善的利益保障制度体系三个维度。     

基于善治的现代大学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对高等教育而言,要通过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治"作为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逻辑和理想状态,是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现代大学治理要建立以民主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学术治理系统为主的内部治理系统,建立以依法治校、社会协同、内生外促为主的外部参与系统,形成一个具有"善治生态"的大学治理系统。     

新公共管理视域下福州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本文以福州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方面的资料收集及分析,得出福州社区治理中存在社区成员参与不足、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较为薄弱、社区管控缺乏效率等问题。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对福州社区治理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建立绩效评估体系、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建立健全社区人才保障机制等对策。     

进一步健全陕西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问题探究

陕西省是我国生态环境重点治理区和重要生态屏障,要实现其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文章在分析总结陕西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践探索成绩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法规体系,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生态保护补偿监督奖惩机制,发展环境权交易市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

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提出,使建立一套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当前,改进干部绩效考核已进入组织部门的操作日程,各部门各地区也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应以改进干部绩效考核为切入点,从三方面建立更明确的生态文明政治激励制度:以顶层设计带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明确的领导干部职位晋升示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公共治理之道

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反腐倡廉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存在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治理手段"路径依赖"、治理机制"激励弱化"三大"统治"与"管理"路径下的内生困境。因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需要走向"公共治理",建立健全"中心-多元-立体"的公共治理结构,全面强化预防、监督、惩治和保障四大功能,重点优化"控制-协同-激励"为内核的治理机制。     

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

生态环境恶化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政府的施政行为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诉求,也是绿色发展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与督察体系,但在具体生态环境治理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问题却屡禁不止,导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与冲突,亟待树立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构建高效的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强化制度执行与督察,形塑和强化“理性生态人”角色,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生态资源价值认知及其核算体系构建——以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中的应用为例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文化基础,生态资源的价值认知与生态资源资产核算是生态价值观念理论与生态文明实践结合的重要契合点。雄安新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其生态资源的价值认知与生态资源资产核算能够为中国生态文化体系建设起到导向性作用。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指导思想的引领下,通过系统梳理生态资源价值的理念变迁和核算方法体系,针对雄安新区建设规划的总体要求,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协调为前提,依托地学大数据方法的支持,综合统筹生态资源价值与生态资源安全,构建面向主体功能、"三生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资源资产综合核算体系。这既是拓展从生态整体性视角思考生态价值观念与实践的科学尝试,也是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成效评估的创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