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的转换及其影响

华约解体、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这一切使美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条件和环境,在二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对抗似乎正在被战略合作所替代,在过去的四年中,由于俄罗斯新界邻的出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动,美俄双边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初,两国的政府发言人都声称伙伴关系是美俄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一伙伴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1993年4月克林顿和叶利钦的温哥华会晤中,是所谓的“战略性的伙伴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论美国对菲律宾南部摩洛人的殖民统治

美国对菲律宾南部摩洛人的殖民统治对当代摩洛的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殖民统治是逐渐演变和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美国利用摩洛大督们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影响,实施其统治.大督们也依靠美国殖民政府,加强其自身对当地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选择合作还是对抗,是由菲律宾殖民地政治形势的变动和大督们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决定的.有时候合作与对抗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美国殖民统治最终实现了行政上北部天主教地区和南部穆斯林地区的整合,但没有消除西班牙时期留下的北部天主教徒和南部摩洛人之间的偏见和敌对,为后来摩洛人的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东北亚地区目前形势与中韩合作

东北亚地区目前形势与中韩合作韩镇涉一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大变动，其深刻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个时期。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化、多极化、经济力量政治化等新的形势变化，亚太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进行战略调整。目前是调整战略的过...     

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在军事战略方面,新加坡已成为美国亚太安全岛链中的重要角色,成为美国防范恐怖主义和围堵中国的棋局中的一个棋子.本文通过军事合作与地缘战略两项因素,分析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新加坡正在取代此前菲律宾的地位,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前沿部署的关键性角色;第二,美国对于新加坡的武器输出,已经超出"防御武器"的限制;第三,在"9·11"事件之后,新加坡宣布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对抗恐怖主义.也就是说,由于地缘战略的重要性,美国正借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使其成为美国亚太安全岛链的一环.     

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CSSCI

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最重要、最易波动的是中美战略军事竞斗,或曰中国和美国与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军事对抗互动。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对华备战,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局势,台海两岸间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伙同美国的对华联合备战,已开始愈做愈实、愈做愈升级。美日就东海采取更周全的联合军事行动,并显著扩大合作范围。印太联盟创设美国主导的多维和灵活可扩的对华备战架构。印太四国互相间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愈益突出。印太联盟针对中国推进自身扩展,争取直接间接地包括作用特别重要的英国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并与北约密切勾连。在韩国政府允许甚而协力下,美韩同盟开始潜在地急剧趋向对华军力建设。中美战略军事对抗互动局部消停与重新紧张反复交替,将成为“新常态”。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俄罗斯与北约:脆弱但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由于俄罗斯与北约对合作目标的互惠性认知虽有差异但在战略目标上基本一致,同时从绩效来看,双方各有所获。但双方对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地缘战略空间的争夺,特别是俄罗斯用"楔子战略"和2010年新版军事学说对抗北约东扩,同时,双方对各自在未来欧洲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定位也不同,因此,俄罗斯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将是脆弱的,但是可持续的。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霸权衰落下的中美关系

近五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到战略再保证的转变,也成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这种转变与美国霸权衰落紧密相连,是美国为了延续霸权,希望中国继续融入其霸权体系的手段之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当前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历史证明,与霸权国的对抗没有出路,因此中国只能选择合作。机制化的双边协调对话必然是今后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但也必须时刻警惕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陷阱。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     

欧盟的中亚新战略

针对长期以来缺少一个明确的对中亚政策的问题,欧盟于2007年通过了 "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为欧盟与中亚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盟的新战略充分考虑到中亚各国的国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在该战略通过之后,欧盟积极开展对中亚的投资,并在人权、环境、水资源等领域与中亚展开对话,同时避免在该地区出现对抗与竞争性局面.     

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中日关系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三种状态: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东亚也会相应建构为三种不同的状态:互为敌人的对抗状态、互为对手的竞争状态和互为伙伴的合作状态.由于未来中日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竞争关系,东亚安全的主流是竞争结构,只有在竞争中加强中日合作,减少对抗,东亚才有可能摆脱安全困境.     

印度洋海权竞争与印度的战略反应

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逐步提升,美国一直在印度洋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印度洋事务.印度海洋战略的目标是主导印度洋,却对其他国家介入印度洋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反应.印度对美国由防范逐渐演变为防范与合作兼有的平衡自主型战略反应,对中国和日本分别采取了防范主导型与合作主导型战略反应,对澳大利亚则长期维持着合作缓进型战略反应.威胁认知与收益预期对印度的战略反应提供了整体性解释.对美国威胁认知的降低是印度对美国降低防范并与之开展合作的主要因素;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以及印度由来已久的关于中国"威胁"意图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对中国的战略反应;印度对日澳两国的威胁认知较低,但对日本较高的收益预期促使印日之间的海洋合作更为深入.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合作导向的离岸一体化实践是相符的,其主旨是实现合作与双赢,而非对抗和避险。文章考察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内与国际基础。从国内基础看,尽管部分省(区市)积极融入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但顶层设计的缺乏和无序竞争的风险可能削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甚至影响其最终实现。国际基础方面,文章分析了域外大国及沿线国家官方和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态度,发现该倡议面临区域外部力量的压力,但区域内主要国家对这一倡议的理解和赞同多于疑虑与反对。文章还比较分析了该区域其他国家提出的有关该区域的发展策略与规划。中国的方案应该充分吸纳和借鉴已有方案的优点,对其所忽视的重要领域进行补充。最后,文章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分战略动员、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三步走的方案设想。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东亚地区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学者们围绕战略行为的类型界定和原因解释都缺乏充分的学术共识。根据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方向和强度,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疏远、对冲、制衡和追随四类。对冲是当前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与其他大国开展紧密安全互动的同时避免与中国产生安全矛盾。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是由它们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两个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当然,对冲战略能否持续,取决于地区结构转移和战略偏好变化的前景。如果东亚地区格局向强对抗体系转变,这些国家面临的权衡取舍将更加艰难,对冲战略的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南海争端中越、马、印尼三国对华制衡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2009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施的制衡战略包括三种:军事制衡、安全合作和制度制衡。各国实施制衡战略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文章认为,反华民族主义是导致三国实施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的关键原因。越南的反华民族主义较为强烈,具有较高的威胁认知、对抗偏好和动员能力,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反华民族主义较弱,由此导致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军事制衡和安全合作方式。反华民族主义与领导权诉求相结合,导致了三国在制度制衡上的差异。强烈的领导权诉求使得印尼出于维护地区自主的目的主导制度制衡;而较弱的领导权诉求则使越、马两国可以在制度制衡中扮演"支持者""发起者"和"修正者"等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反华民族主义对各国的制度制衡发挥了重要干预作用。低烈度的反华民族主义强化了印尼对制度制衡的主导,并导致马来西亚选择通过"追随"策略扮演"支持者"。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则使得越南通过"动员"策略扮演"修正者"角色。     

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与特征

九一一事件破灭了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企图 ,重筑了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安全合作基础 ,中美关系由此进入建设性合作时期。中美关系是一种非对称、非敌友、受制于第三种共同威胁、合作与矛盾并存、更具全球性的合作关系。美国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中美合作基础的稳定性 ;恐怖势力并不是中美两国特定的互为主要威胁的特性决定了两国合作基础的脆弱性。中美矛盾并非不可缓解 ,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关键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对华战略。     

“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

探讨中美战略合作共识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特性,是理解中美战略合作的微观基础。在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以及两国竞争与合作时期,中国呈现出对双边战略共识的追求、"大局观"等战略思维特性,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搁置"思维也产生了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国际政治效应。中美实力对比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中国单边默契战略思维起源及其演变,进而影响中美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