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与能动:破解受贿犯罪客观方面司法认定困境——以C市某中级法院审理的收受型受贿案件为切入点

收受型受贿犯罪,是指请托人主动将贿赂物交付给行为人而行为人予以收受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将收受型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干股型贿赂案件受贿数额的认定

收受干股是贿赂犯罪中常见的一种情形，如何认定这类案件中的受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     

斡旋受贿犯罪主体的扩张与界定——以《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规定为基础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论辩护权放宽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以受贿案件侦查为例

一、辩护权放宽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第一,有罪供述的获取难度加大。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面对反贪审讯人员,而是也可以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律师,势必将增加嫌疑人对律师"救援"的心理依赖,增强其抗审的心理素质,反贪部门获取口供的难度将增大,达不到立案要求的供述和零口供的现象将增多。第二,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受到冲击。由于口供在侦查办案中对发现案件事实,揭露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直接性、便捷性和节约性,加之行受贿案件"一对一"情况导致     

当前未成年女性犯罪特征、原因及防范对策——以广州市某区为例

未成年女性虽然在犯罪主体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但是近年来确有上升的趋势,并且呈现新的犯罪特点,凸显了我国目前在未成年女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选取广州市某区2009年至2011年未成年女性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并试提出应对建议.     

检察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近三年查办的案件为范本

正如何在检察环节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力度,是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面临的难点,亦是检察工作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本文以某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为研究范本,从中查找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对策。一、调查情况分析根据笔者调查,2009年至2013年上半年,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97件4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