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属刑法相关问题探讨

附属刑法是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它与刑法典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补充与被补充、修改与被修改的关系,但它与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修改、补充刑法典的形式相比,具有较好衔接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节约立法成本的作用。附属刑法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两种立法模式。对于补充、修改刑法典的附属刑法,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创制的非刑事法律中才能加以规定。刑法典的总则规范适用于附属刑法,除非附属刑法有特别规定。     

简论台湾地区的附属刑法

附属刑法在海峡两岸刑事立法中均居于重要地位,但是两地区立法模式略有差异,所确立的刑事法律规范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刑法理论界的差异更为明显.对于我国台湾地区的附属刑法规范加以介绍并与大陆地区的附属刑法加以比较性研究,对于两地区的交流与借鉴具有实际意义.     

论《刑法》部分修改的立法技术

自《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单行刑事法律和在民事、经济、行政等非刑事法律中规定附属刑法条款的方式来修改和补充《刑法》,迄今为止,共颁布单行刑事法律二十多个,在相当数量的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具有修改和补充《刑法》功能的附属刑法条款。但是,由于立法技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众多的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条款,显得纷繁复杂,不成体系;不少条款与《刑法》的有关条款相抵触或不协调,甚至这些补充或修改条款之间也存     

论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广阔,既表现在现有法律规范文本上,也表现在动态的法律调整范围上。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关系大体上是协调的,但也存在刑法的入罪不均衡、前提性规范模糊、法律后果衔接不畅等缺陷,应完善刑法妨害出入境管理犯罪的体系,改进出入境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的立法形式,加强对出入境行政法的法律梳理,合理协调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衔接。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中国台湾地区之单行刑法要论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以及迁台后，尤其是迁台后，为维持其统治、维护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曾经颁行了大量的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等特别刑法。由于绝大多数单行刑法仅为应一时之需，而极少照顾到刑事法律体系的严谨性、稳定性、协调性，因而尽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也存在诸多的固有缺陷，形成实际的立法与司法负面效应，有损立法与司法威信。     

论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原则

刑法是以必要的自身之恶实现其理想,实现其自由保护和秩序保障的根本目的,因而在创制刑事法规时必需注重其合理性.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是指刑事立法活动所创制的刑事法律规范要符合刑法理想的要求、符合刑事立法基本规则.符合刑法理想的要求属于实质的合理性问题,符合刑事立法基本规则属于形式的合理性问题.     

论经济犯罪的刑民一体化模式——从著作权犯罪切入

目前,我国关于经济犯罪的实质性规定体现在刑法典中,附属刑法形同虚设,刑事规范与民事、经济、行政等前置性规范处于分离状态。刑事规范与前置性规范的脱节,不但使刑法因频繁变动而损害了稳定性,而且易于违背其二次规范属性而冲在打击经济违规的第一线。因此,应采用刑民一体化的附属刑法模式,将经济犯罪的内容直接规定于前置性规范中。立法要坚持刑法是保障法的指导思想,根据宪政要求恰当设置立法权限,并协调好附属刑法与刑法总则的关系。     

完善经济刑事法律分则规范的研讨

我国经济刑事法律分则规范是直接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武器。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其二,是五个单行经济刑事法律;其三,是二十余件行政、经济的非刑事法律中的经济刑法规范。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现行经济刑事法律分则规范的大致体系,在经济刑事法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本身也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而且与其他规范和经济生活不相协调。所以,健全和完善经济刑事法律的分则规范,是当前经济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刑法施行后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与适用问题探讨

土地附属刑法亦称非刑事法律中的土地刑法规定,它是对刑法典的有益补充,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法已经开始生效施行,无疑,这对于打击土地犯罪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新刑法未就原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适用问题作明确的规定,而土地附属刑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某些规定与新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使用起来有所不便。很显然,这一状况对新刑法与土地附属刑法的执行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避免、消除实际上的混乱,本文拟就其适用及其效力问题作些探究。     

军事刑法若干问题思考

军事刑法在国家刑罚体系和军事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军事刑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和运行方式。文章对军事刑法由于刑事法律和军事法律的双重属性所带来的自身概念的缺失,以及军事刑法与刑法理论直接存在的价值冲突等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精神、存在体例、法律理念等方面提出完善措施。     

刑法适用解释的习惯法向度

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过程中,同制定法一起发挥作用.法律解释立场和漏洞补充径路的不同,对习惯法的态度亦大相径庭,并决定着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维度.刑法适用解释对习惯法的取向经历了从排斥到考量的转变,在刑法适用解释的两个阶段即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中,习惯法面临不同的境遇.在法律解释阶段不应当考量习惯法因素,而在漏洞补充阶段,习惯法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宪法约制刑法的中国解释

宪法与刑法同属公法范畴,无一例外地受到公权力的礼遇,在它们之间也因此形成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宪法约制刑法”注定成为了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世界性命题。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完法约制更为妥适;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刑法固有的价值取向如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原则何以成为解围的准则;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

立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融合,探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治安处罚体系的构建与刑罚模式的借鉴;治安管理处罚范围与犯罪行为的对接;复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裁量处罚与罪数形态理论的移植。旨在提出具有实用性的执法建议。     

论刑法之美——刑法文化的一个新视点

刑法之美是指刑法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蕴含所给予人们的一种感受。除了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区分,刑法之美还有优美与崇高美的区分。刑法的优美指向的是刑法的外在与形式,而刑法的崇高美则是刑法内在美的最高表达。刑法之美不仅有着使人们知法、爱法、尚法的法治意义和"丰满人格"的主体意义,而且有着对刑法本身形象的正面直接的塑造作用。刑法之美是一种制度之美,构成了刑法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论我国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作为治理环境违法犯罪的两种法制手段，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重视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调整范围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及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以期实现共同保护环境法益、预防环境违法与犯罪功能最大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