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党执政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执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是认识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改进执政方式、发挥执政优势的指导思想;同时执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以检验与发展的实践根基.     

"三个代表"--领导者的坐标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纷繁复杂的领导环境中,如同数轴上的坐标点,为领导活动确立了明确的中心点.那么,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领导者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坐标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领导者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坐标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主义领导本质的坐标点.因此,深刻理解"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前进方向,是领导者做好领导工作、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     

必须重视执政党自身的文化武装

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的论述中,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明确了先进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的自觉和成熟。先进文化是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执政党面向未来的历史抉择;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切实抓好执政党自身的文化武装,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探索党的思想建设新途径

党的思想建设必须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三个代表"的论述,为进入21世纪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导纲领;把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作为对全体党员思想政治素质规范的标准,这是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是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履行好"代表"职责的思想保证.这就要求党的思想建设,在内容设置和实现途径上作出针对性的改进,能够有效地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贯彻到对全体党员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     

"思想建党"理论与党员标准

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关于吸收社会其他方面优秀分子入党的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回答了在当前改革继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执政党如何坚持党的先进性,阶级性与社会基础的广泛性的统一的问题.     

从"三个代表"的理论视角看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

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丧失了先进性.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强有力地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不能忠实地维护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为人民所抛弃.     

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仅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进一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在自己的执政过程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问题,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     

深化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内涵的认识

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内涵有科学的认识.只有把握住"始终"的科学涵义,才能认清共产党的特性,提高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只有把握住"代表"的确切涵义,才能找准代表的主体,明确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只有把握住"发展要求",才能抓住如何代表的本质内容.     

弘扬乡贤文化 助推乡村振兴

正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致力于乡贤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着力构建"村村有先进、乡乡有榜样、县县有典型、行行有标兵、市上有楷模"的榜样体系,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致富能手、星级农户等"新乡贤",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基层崇德向善的思想基础,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在助推农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定位与走向——由"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想到的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党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定位和走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我们应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的指导下,处理好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坚持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性,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去。     

《离骚》中"求女"与《洛神赋》中"恋爱"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离骚>中的"求女"和<洛神赋>中"恋爱"情节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两篇的作者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求女"与"恋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作者对美政理想途径的追求.     

非常"男""女"

针对近年来网络中流行的新词族“X男”“X女”，本文运用描写与解释的方法，从“草食男—肉食女”、“肉松男—干物女”、“凤凰男—孔雀女”、“型男—索女”这四组有关男女的新词语的词源，词义特点，流行动因等角度作出初步分析，并揭示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希望能在不同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提出四点看法：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中国传统志功观探微

志与功即动机与效果的考察,是道德评价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历久常新的难题.在中国古代哲人对志与功及其关系的深刻认识中,也蕴涵了对道德评价的独到见解.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径及其认识的成果,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批判借鉴.     

"第四势力"与"舆论监督"之比较

首先,本文通过比较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对其所下的定义来展开阐述并解释"第四势力"与"舆论监督"的概念。其次,探讨二者的相同之处,如:二者都体现媒体的基本职能,二者都不是绝对的自由,二者都体现公益性,二者都来源于公民权利。第三从法理的层面运用阐述二者的不同点:二者的主体性质不同、二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法律对二者的要求不同,对二者的主要制约方式不同。最后,探求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方向。     

"疯子"黄侃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     

恩格斯的“中间因素”与普列汉诺夫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关于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和宗教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间因素"的思想,为后人研究社会心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中间因素"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心理是居于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间环节"思想.这不仅是时恩格斯"中间因素"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