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发力

2015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展开,大幅推进.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外交理念丰富深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全球治理方面精彩纷呈,成效显著,为维护战后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方面也面临新考验.随着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加勒比国家及与中国的合作

加勒比地区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地区,却是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威胁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不仅阻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威胁到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勒比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一是为了寻求国际支持,推动进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二是为了提高地区气候治理能力。加勒比国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策略包括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最大限度地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地区气候治理。加勒比地区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关于气候问题的主张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提升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与加勒比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巩固双方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合作、增强在地区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和实施综合立体的合作模式等路径维护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权益,并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与现实困境:以拉美国家为例

拉美国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表现出相当高的活跃度。本文以中等国家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路径选择和现实困境。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共同的、内在的利益逻辑,即寻求发展利益,谋求在拉美地区的主导权,提升全球影响力,展示国家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拉美国家采取了改革与塑造全球治理机制相结合、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相促进、国际国内议题联动设置的模式。这些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美国家的发展利益需求,提升了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和挑战。首先是大国权力制约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和影响力;其次是拉美国家自我认同与实力之间的不匹配;再次是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受国内政治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最后是不同拉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需求差异,相互之间的团结受到影响。     

中等强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布局的调整

在大国主宰的国际社会里，中等国家的作用始终有限。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 着G20 机制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该机制中的中等强国借机参与到全球决策进程中，崛起 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后危机时代，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提升，但在我国目前的外交 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因此我国外交布局需要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国际形势。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

本文着重对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诸途径加以梳理,提出组织跨国活动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而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地方治理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完善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也作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因此而加强了自身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聚焦全球安全治理

<正>2017年,《国际安全研究》将在全球安全治理上聚焦。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错交织,呼唤着安全治理的创新应变。从中国视角提出安全治理的新理念和新范式,将中国的安全治理研究理论化与系统化,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道必答题。我们希望中国的安全学者能够借助《国际安全研究》这个平台,深度参与国际安全与治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全球治理中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的轮廓日益显现.在全球治理中,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都是重要的行为主体.联合国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联合国正在着力改进其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从长远看,非政府组织是联合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不可能全面参与联合国的决策.     

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第二届UIBE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综述

在全球性的跨国问题此起彼伏、全球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方兴未艾、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趋于多元化、大国竞合博弈呈现多层次宽领域态势之际,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到底有何联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中国应如何参与、塑造国际制度?为探讨影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走向的这些重大问题,2015年1月17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以"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综述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成为时代需要,全球学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时代任务。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全国首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法治创新"。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非常广泛地参与当代国际事务和处理全球性问题,其在数量、规模、活动的范围和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惊人发展必然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将初步探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和发展现状,以及它们对当代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所发挥的作用.作为国际体系中新兴的行为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改变了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丰富了当代国际格局的内涵.此外,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不同层次的治理,在加强全球治理的同时推动国际格局向新的方向演变.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全球发展治理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贫困治理的有效经验融入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化进程,以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助推经济增长新理念与包容发展新模式在全球的共享,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式发展观。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正经历转型,处在这一进程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面临来自权力结构、运行规制、能力建设与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刻挑战。全面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全球发展,需要始终将人类发展共识作为核心建设理念,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积极搭建与联合国主导下的各类发展机制的合作平台,重视发挥基层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