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监督

一、党的监督是保障 统观邓小平的监督理论，可以看出，党的监督在监督体系中起着保障作用。党的监督保障着国家机关的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早在抗日民主政权时期，邓小平就向全党提出了“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当时，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     

挑战利益集团：经验与启示

国际学术界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非常丰富，跨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等多个学科，而且各学科可以达成基本共识：必须限制利益集团。国家应依据“遏制与平衡”的原则，把各种利益集团纳入新的政治框架之中，必须以综合手段遏制利益集团的恶性发展，同时扶持弱势群体形成利益集团，以求得平衡。美、俄等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限制尝试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     

宋金辽西夏时期的女性参政情况初探

正两宋时期是各民族政权并驾齐驱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各主要政权中,如宋、金、辽、西夏的处于不同阶层的女性,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她们的参政对各政权的政局产生着不小的影响,是中国古代这段时期的政治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皇室女性的参政程度最高,后妃多为直接参政,正面影响政局1.宋代后妃参政略显消极但有所作为据宋代史书记载,宋代后妃参政基本是在先皇去世,新皇年幼的情况下以太后或太皇太后的身份垂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研究

中国的利益集团,除了在传统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不规范体制中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外,还有正在生成、成长的、代表相关社会群体之利益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趋势。当前,中国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其开展的活动,还是其存在本身,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任何利益集团要生存并谋求发展,都必须首先获取政治合法性,为诉求、维护或重构其合法性基础而努力。     

贪官梁冀考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相继把持着朝政，弄得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加速了东汉政权的灭亡。梁冀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贪得无厌、横行不法、凶狠狡诈的大贪官。     

社会变迁中的利益集团现状与治理

利益集团的形成有历史必然性，问题是强弱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不能形成利益集团。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有三个新兴利益集团迅速发展，第一是民间资本，第二是垄断资本，第三是国际资本。中国的利益集团与西方不同，他们以权力为背景，是权力资本集团，没权力支持，强势不可能保持。因此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需要有民主法制建设来规范，治理的基本对策则是“遏制与平衡”，国家要控制强势集团，扶植弱势集团，使之逐渐平衡。特别地，应高度重视未来时期房地产和金融资本集团干政，以避免造成重大决策失误和发生金融危机等危险。     

人大工作评价必要性分析

随着人大实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大工作寄予厚望，人大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尚未用足用活，一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履行职能时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作为差、乱作为”现象，对政权体系的正常运转易产生负面影响，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君臣之信

＂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君臣之间的“信”履行得较为完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备父子和诸葛亮，这对明主贤君在中国历史上演绎着至善至美的诚信道德。诸葛亮在治蜀时期，信用人才，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     

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利益集团可以由单一行业、阶层或阶级的成员组成，也可以由跨行业、跨阶层或跨阶级的成员组成；可以追求单一性的集团利益，也...     

军事组织的科层制结构述论

大多数军事组织(主要指正规军队)承担着相同的任务,即管理暴力、准备和进行战争并致力于赢得战争,因此不同社会的军事组织选择了科层制作为组织制度形式。军事组织成员特别是军官团是"暴力技术专家",管理的对象是暴力,拥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自主权/自主性;军事组织具有等级性与服从性和极为严格的纪律;军事组织在价值上有明显的工具性,是某一利益集团或国家政权达到某些目的的暴力工具。军事组织的上述特征使其面临着难以完全化解的矛盾或问题,主要包括:官僚化与专业化之间的矛盾、可能导致大屠杀之类的极端悲剧、高度集权与分权之间的矛盾、权力腐败问题、人格因素对科层制军事组织理性制度的侵蚀,等等。     

做大草原品牌——呼和浩特发展旅游业的几点思考

呼和浩特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大窑文化”遗址证明，早在50万年前，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着远古的文明。历代政权先后在这里设置州郡，鲜卑拓跋部还在这里建立了北魏政权。从战国秦汉时的古云中郡，到南北朝时期的盛乐大都，从隋唐时代的武川皇乡到明清时期的丰州古城，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蒙古贵族阿拉坦汗动土建城，到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风光秀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塞外名城。     

西方利益集团何以陷入恶性政治博弈

利益集团政治是西方民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主体间的相互牵扯,形成一种实质上的拉锯战。在肯定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利益集团政治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试析美国的利益集团及其产生发展的原因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重要纽带，是美国政治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作为民主主义不可缺少的要素和归宿，利益集团构成美国政治的实质”。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上又有很大的变化，利益集团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基于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图探讨一下美国利益集团的概念界定和利益集团在美国产生、发展的原因。     

一张80多年前的结婚证

在百色市田东县博物馆，保存着一张1930年有江苏维埃政府时期的结婚证书。这张结婚证书走过了80多个春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更重要的，它是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农民群众敢于冲破旧社会封建思想束缚，勇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见证。     

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关系及其限度

建国记忆是公众群体意识和群体想象深处遗留的或被枸建的关于旧政权覆亡与新政权建立的政治叙事的一种呈现形式。建国记忆可从多个方面影响和塑造政治生活中的政党认同结构，而政党认同也可反过来对具体时期、具体群体的建国记忆施加影响。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国家建立后政治生活的总格局。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的相互影响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中也有其确定的限度，因此，有关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方面的任何建构努力必须以二者的演生限度为前提，而不能试图超越甚或背离之。     

关于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实职问题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在政权领域的合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里，普遍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即在各级政权机关和政府机构的任职人员配备上，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体制的实施，在各国人民中树立了“民主中国的模型”。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坚持“三三制”的建政原则，为全国解放后建立的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的国家政权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     

当代西方利益集团的立法影响及评价

●利益集团作为政治共同体在西方政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立法的影响由来已久●利益集团采取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游说、和平示威、影响选举、停止合作等●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体现了西方国家民主意识的进步。利益集团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益集团是政治主体或政治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西方国家的立法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 ,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不断加强。在立法过程中 ,他们采取不同的有效方式作用于立法过程 ,以达到制定有利于集团的法律的目的。这种利益集团政治客观上对西…     

论中国近现代国家政权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同作为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841年英国殖民者武力强占香港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由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此,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反映出不同政权的各自阶级特点与利益的不同作为。     

后危机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分析

在美国贸易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其国内政治体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对贸易权力的分立,利益集团以及政党政治的参与,导致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趋向复杂化。在后危机时期,美国执行的对华贸易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日趋抬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的变化,始终离不开美国国内贸易政策决策体系中各参与方之间的博弈。因此,美国国内贸易政策成为美国利益集团控制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     

利益集团理论视野下的公共政策优化

产生于西方的利益集团理论，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虽然能够比较有效地阐释西方的公共政策过程，然而其自身也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由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背景因素的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与西方的利益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照搬利益集团理论的逻辑理路，必须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对利益集团理论的超越。只有如此，才能优化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