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走向世界的困境与出路

清末法律改革以来，中国法学在一百多年里经历了继受、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然而直到现在，中国法学仍然没能在整体上获得世界法学界的承认与尊重，这其中有外部语言文化和社会政策条件的限制，也有法学界内部缺乏规范性、自主性、批判性的因素。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反思并克服这些阻碍因素，才能促使中国法学走出困境，迈向通往世界法学学术殿堂的康庄大道。     

论传统中国的律学——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

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是中国法律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传统中国法律学术的知识类型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有法学说、律学法学说、律学说以及先秦法家法学-汉以后律学说.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是对制定法的注解,缺乏对正义和权利这一法学核心问题的讨论,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而是"律学".关于律学的兴衰,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沈家本的观点,认为律学滥觞于秦,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隋唐集大成,至宋元趋向衰落,明清复兴,迄清末而终结.关于律学的生成,笔者认为律学在传统中国的形成有其必然性,而法学则难以生成,原因复杂多样,其中最直接关键的是,实体上缺少从人的"类"本质中抽象出来的超世俗的体现普遍正义与个体权利精神的法;形式或者说方法上缺乏逻辑学在法律知识构造中的运用.律学具有概念明晰、解释准确、简洁实用的优点,一直是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传统中国和东亚法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它囿于经验和技术,因此与西方的法学形成差异和差距.律学在清末为法学所取代,但律学传统影响至今,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意犹未尽.     

当代中国法学如何可能

知识制度转型与中国法学的出场主要涉及到现当代中国法学是如何出场的,需要从中国法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角度加以考察。中国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知识部类被建构起来,意味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中国法学虽然受到了西方法学的示范性影响,但我们需要将中国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来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学体系,这也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     

法学专业素质教育模式的构建

法学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具有运用法理和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合格法律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随着法学教育改革的深入,作为基础法学教育的中国本科法学专业教育,其培养目标究竟如何定位,才能适应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成为法学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核心是构建法学专业素质教育模式.     

"晴空"中的一声"响雷"——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是邓正来教授对中国法学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智性成果,他提出中国法学要走出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建构起"根据中国"的"中国理想法律图景".该书是作者对中国法学在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该书对既有法学知识的"扭曲性"支配力量作了鞭辟的揭示与批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讨论.     

如何融通中西方法律文化——吴经熊法哲学思想综述

吴经熊作为20世纪享誉世界的法学大家,他具有能够融通甚至超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宏观视野与学术勇气,文章则通过对吴经熊法律哲学思想的探究,展现其如何立足于超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第三条道路",并试图从中获得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的更多启示。     

法学教学中法教义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贯彻

法学教学应当以本土化研究为视角,发掘中国式问题的中国根源,做到中国式问题中国式解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面临法律缺乏自主性、法律适用妥协性和法律适用程序失灵等问题,法教义学研究方法注重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在法学教学中予以本土化贯彻。其本土化贯彻主要体现为尊重现行实在法,维护法律自主性;注重特定时代背景的考察;侧重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兼顾程序与实体的同时侧重程序保障。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批判

后现代法学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它是对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的自治性、普遍性、一元性等传统观念进行的批判,激发了人们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后现代法学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一种否定法律的力量,它为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没有锚点的中国法学——河陇地区作为中国法学运思的历史文化地理锚点

从大历史视野看,西北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法律文化生成演进的两大文化基因。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学人都能自觉地将这一历史认知作为研究中国法学问题的前提或出发点。只有同时兼具游牧和农耕两种文化地理空间体验,并立足于合适的历史文化地理锚点上的法律学人,才能真正将这个大中国的视野自觉地统一起来,从而避免对中国法学的误读。在当下语境中,这个合适的历史文化地理锚点,就是以今天的甘肃为核心的河陇地区,这里也是拉铁摩尔所谓的中国"贮存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国与西方(欧洲)法律文化的外部比较转化为中国的内部比较——西北中国与中原/东南中国的比较,运用这个视角,就能完整描绘出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关于中国法律文化协同演化的心智地图。     

发展法律职业教育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进入21世纪,法律职业教育面临诸多问题.本文透过对问题的思考,探讨新形势下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力图打造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与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以及法律继续教育的"立交桥"和上下左右的"直通车",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寻找出路——以教学模式的改进为视角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已成为越来越多法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问题.如何改进现有的高职高专法学教学模式,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应作为我们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借鉴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国际上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见长国家的先进经验,尝试在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法传授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法律技术训练课程,为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搭建桥梁,或许是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的出路之一.     

法学案例教学法研究

法学案例教学法是基于普通法系案例教学的理念,采用典型法律案例教材,将学生带入案例中充当法律职业角色,由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自主探讨性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具有目标性、启发性、实践性、自主性、综合性的特点。法学案例教学法应遵循联系实际、知识和能力并举、启发诱导三项基本原则。案例教学首先由教师选定典型法律案例并设计讨论的问题;其次学生扮演案例中法律职业角色并对所有问题展开分析与辩论;再次由教师总结案例讨论并进行点评;最后学生写出案例分析报告。这四个环节教学相辅相成,形成法学案例教学法的一般规律。     

法学中的法律思维——评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作为较为晦涩的学术著作，理解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区别、教义学概念的含义以及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较为关键。同时，该书会引起读者对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法学的概念、法学的科学性以及法学的思维方式等进行深入反思。     

法律的信息定义及其前景

以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本质、“什么是法律”或“法律是什么”等形式出现的法律本体论追问在中西方法理学史中不绝如缕。近几十年来，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文化进化理论等兴起了信息范式并且影响日增，为信息法律观的建构带来启示。它能打通西方法哲学三大法学流派之间的联系，融贯法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事实向度，复兴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法学创新事业做出有益探索。     

建构法治社会中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与模式

当前,法学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和孤立,在教学内容上过于注重理论而忽略实务知识的应用训练,在培养效果的指标和评估上仍以"考试""论英雄"。这使目前法学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离法律实务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应明确法学教育目标的主导地位,使教育模式真正为教育目标服务。为此,应构建培养、训练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教学方法体系,改革法学课程的考查方法,进一步提高法学教师的素质。     

后现代法学与批判法学关于“权利话语”论争的启示

本文从比较后现代法学与批判法学的异同入手,着重介绍这两种思潮针对西方主流法学关于"权利话语"的利弊、政治性意识形态特征、存与废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论争.这场争鸣昭示,后现代法学并非必然属于某种虚无主义的思潮;后现代法学只是西方权利话语中的"另类"形态;中国的现时国情同样存在着"权利话语"的多元化与制度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西方法学发展简析与述评

法学的产生,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法学的产生有两个条件。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家引领了世界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西方法律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罗马法中的立法结构、原则、技术及法律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世纪,罗马法即成为西方各国的研究中心,促进了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等国法律的发展。从中世纪到19世纪,先后出现了“注释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新康德主义法学派”、“新黑格主义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是古代法学传达到近代的使者;“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分化。20世纪出现、发展的“社会法学派”、“新分析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成为当代西方三大主流派别。     

关注我们身边的学术资源——边缘化处境中的中国西北地区法学研究及其前景

在目前中国法学研究的区域格局中，西北地区的法学研究已明显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有鉴于此，西北地区的法学研究有必要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一些反思：西北地区的法律学人必须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关注身边的学术资源，从更为微观和实证的角度对特殊的区域性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必须对目前正在形成的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术市场的分工和格局有一种前瞻性的认识，从而尽早在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术市场和学术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定位。唯有如此，西北地区的法学研究才能逐渐摆脱目前的边缘化处境，才能获得更多的学术研究的项目支持和经费资源，并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意外的”创造性的贡献。     

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及其思想背景

在西方法治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实践以后 ,在当今的法学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法治危机 ,即传统的依法办事的理念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法治命题能否成立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否存在 ?法律有没有确定的答案 ?有没有惟一正确答案等都成了法学 (尤其是其中的批判法学 )评论的对象。如何摆脱西方法学者所讲的法治危机 ,已严肃地摆到了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前。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多种理论 ,许多作者都试图摆脱传统法治的困境。其中 ,法律论证理论就是重要的一支。法律论证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法治理论有所修正 ,但从总的方面看 ,它是对法治精神的维护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法治的理论。为了进一步论证法治的命题 ,本刊编辑部组织了山东大学的部分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以期引起共鸣与反思。现刊载部分以便推动此项问题的深入研究。     

问题意识视阈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问题意识是人类认识实践世界的必然路径。合法的问题意识是真问题导向的、完整的、实用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思维范式,在其框架下,一切知识作为素材,具有平等的地位。法学领域中问题意识范式的转化,引发了一系列法学研究方法革新的连锁反应。论题学的复兴在法学方法中带来了法学问题意识的回归;商谈理论为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作为特殊问题的法律难题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领域法学在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体现出问题意识视阈下,中国法学方法的本土化创新。问题意识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弥合了事实与规范间的张力,提高了法律规范指导实践的功用,但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决裂。新的方法主要担当传统法学方法的辅助角色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