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CSSCI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四管齐下”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扩大和延续两国对话渠道等建议,更多的是为了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高通胀和整合盟友关系。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将会长期化。中美之间通过对话管控竞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拜登政府实质性地调整经济和安全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尖锐与复杂,正在前所未有地要求和敦促中国强化应对挑战的定力、眼光和能力。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当前美国存在对华战略共识吗?CSSCI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了多种新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是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美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新的对华战略共识?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出现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不同观点林林总总,互争短长。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美国并未形成对华战略共识。然而,这其中又正在出现比较一致的看法和主张,也即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美应对华强硬,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压制住中国的进一步上升。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认为美战略界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华战略共识。     

美国对华决策政治系统及要求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由原来的相对集中和由总统占垄断地位向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系统转变。本文使用政治的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以及各个要求的作用和影响 ,并提出通过影响国会、利益集团和媒体的要求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观点。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拜登政府执政后,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考量出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其核心目标是采取更加精巧的方式深化大国竞争,将推进美国国内政策议程、提升美国自身长期竞争力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深入结合,在应对跨国性挑战的进程中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同时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新的战略优势。美国还借助所谓“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叙事,实施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将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紧密挂钩。为扩展针对中国的多边阵营,拜登政府注重拉拢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非民主国家”。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面临一系列深刻挑战,如政策连贯性受限、资金投入不足、美国和盟友存在利益冲突等。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僵局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持续叠加,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亦遭暴露。拜登执政后推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实施路径包括以产业链回迁重振制造业,推动关键产业“在岸外包”;打造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推动关键行业“近岸”生产;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推动关键领域“友岸化”,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趋势,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产业优势以应对国内供应链脆弱性并在战略竞争中“竞赢”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是长期过程,拜登政府将面临利益博弈、依存冲突和内部分化的牵制。供应链重塑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不仅将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还将促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集团化和安全化,推升“印太地区”竞争性对抗,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对此,中国应多方施策以管控风险。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

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中的中美关系

中国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二者在建设中的要求和资源配置有明显差别,甚至存在矛盾,国家需要统筹协调。美国在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又是位居首位的竞争对手。因此,发展中美关系,推动其走向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外部环境建设至关重要。     

百年变局中的中美关系走向

百年变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全球化深度发展所推动,以和平发展为主轴,从“扭曲的全球化”到“真正的全球化”的总体结构之变。美国改变对华战略,违逆世界大势,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由于在时代认知、对象把握、目标设定和手段运用上的原则错误和根本缺陷,美对华遏制战略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还将保持自己的全球优势地位。在这些优势丧失之前,它的霸权行径是不会停止的。对此,我们要在顺百年变局大势、奔百年目标前程的基础上,沉着应对中美分歧,把握战略主动,坚持合作共赢,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社交媒体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运用

近年来社交媒体发展迅速,成为互联网用户获取信息和在线交流的主要平台。美国非常重视挖掘社交媒体的外交价值,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社交媒体纳入其外交战略。中国是美国运用社交媒体开展外交的重点对象,美国国务院及其驻华使团展开各种信息发布和与中国公众互动的活动,意在传递信息、监测舆情、引导舆论,呈现出全面覆盖、中文内容、直面公众、潜移默化等特点。美国在对华外交中运用社交媒体的效果是多方面的,既扩展了中美交流的层次和相互了解的途径,也为美国干预中国社会政治进程创造了新的机会,并且蕴含着一些引发中美冲突的潜在风险。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