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专门性证据的扩张与规制

在刑事诉讼中,普通性问题与专门性问题之间存在严格界分,二者在认识结构、认知权力分配和相关证据适用标准上都有所不同。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认了专门性问题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地位,由此我国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基本格局将逐渐演变为以鉴定意见为主、多元化证据形式并存。传统的鉴定意见规制模式存在表象化审查的问题;而新证据类型在基础要素质量控制机制方面较为薄弱,会导致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的审查承担更多责任。这要求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真正承担起看门人角色,由过去依赖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逐渐转向实质审查。目前针对新证据类型的规制框架,还存在参照模式定位不清、合法性不足、以鉴定意见为中心的审查框架与新证据类型之间潜藏诸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应针对专门性证据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质审查框架,在专门人员资质、专门性知识和专门性推理过程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审查。     

论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

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有遵从模式和教育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前者要求裁判者应当尊重科学证据,一般只要求对科学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后者则在为裁判者提供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要求裁判者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总体上属于遵从模式。随着新类型科学证据的增加以及科学证据范围的扩张,我国的刑事法官在维持原有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必须对科学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仅进行形式审查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法官作为非科学专家的普通人,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无法达到科学界的同行审查水平,故其审查并非从科学视角对科学证据原理的检验,而只须从诉讼证明视角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可靠、该原理是否被正确适用。原理的可靠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明确、是否有可信证据证明原理的可靠性、是否存在对原理的根本性争议几个方面;原理适用的正确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操作过程和方法、分析和计算方法、专家对意见的论证是否符合科学原理的要求。在科学证据的审查中,多元专家的参与有助于法官的实质审查,但应对不同类型专家的功能进行清晰划分;专家的辅助性意见应予以公开并接受异议;同时应保障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断权。     

不确定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及功能

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应当符合“明确”的证据要求。现实中的不确定鉴定意见因与司法对证据要求的“明确”或者“确定”存在表达上的冲突，致使实践衍生出鉴定和司法之间实然关系的供需紧张。鉴定意见基于科学不确定性、鉴定技术局限性以及鉴定人主观性等特点，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的判断性特征。不确定鉴定意见因包含了特定程度的确定性，具有帮助法官理解专门性问题的功能或者协助其他证据证明事实存在（不）可能性的专家证言属性，发挥着审查判断其他证据和佐证等证明作用。其中，经验型和检验型不确定意见、倾向肯定和倾向否定的意见以及不同主体（控辩双方）提供的不确定意见具有不同的证明分量。区分不确定鉴定意见不同的证明功能，并附加作出不确定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特有的说明、解释与论证义务，不仅能发挥不确定鉴定意见佐证以及强化或者弱化其他证据的作用，也能够消解其适用风险。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存在问题与对策

鉴定意见作为专门性问题的鉴定结果,是诉讼案件得以正确处理的重要依据,其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不言自明。鉴定意见不仅关乎证据制度,也涉及司法体系和诉讼程序。医疗领域的诉讼因裁判者囿于知识的局限,鉴定意见的作用更为突出。长期以来,鉴定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效率与公正。本文通过梳理鉴定意见在医疗损害诉讼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剖析鉴定方式、鉴定主体、文书内容以及审查采信方面等问题的成因,提出确立以自然人为中心的“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双翼”医疗损害鉴定人制度,规范鉴定意见内容和表述方式,完善质证程序等措施。     

试论专家在司法鉴定中的角色定位

作为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的“载体”,专家在诉讼中的职能越来越广泛.由于诉讼模式的差异,专家在诉讼解决专门性问题时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专家被视为当事人的证据方法;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专家充当法官的辅助人.在两大法系相互借鉴和融合中,专家兼具当事人证据方法和法官辅助人的角色.我国鉴定制度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鉴定人在诉讼中扮演着“专门性问题法官”的角色.我国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做法,将鉴定人定位为法官的辅助人兼当事人的证据方法,从厘清鉴定启动权、鉴定实施权、鉴定意见审查权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入手,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业务,代表检察科技与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在“四大检察”协同发展的要求下,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技术性诠释,能够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的精准化意蕴,应当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面对技术性证据在证明力或可信度上的支配优势,专门审查是教育模式的制度性转化,契合事实认定的理想状态,其向“外脑”的积极合理借力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运行成本。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符合立法原意,不违背学理要求,还能够形成专门知识之间的理性互动关系。指向专门性问题的审查意见,经审慎评判后可直接采用;指向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意见,则属于弹劾证据,适用时应当遵循“有限可采性”规则,需附属于已有的或后续补充的技术性证据发挥证明作用。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论我国诉讼证据审查要素及审查方法的调整改革

我国诉讼证据审查的基本逻辑是,以“三性”审查为基础,以“定案根据”确认为依归,同时审查判断证明力,进而认定事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据审查则呈现为证据资格与证据效用两分格局,其证据法着重规制前端证据资格,而证据“三性”以特定方式嵌入证据制度。我国现行证据审查制度具有要素清晰、审查方式较为灵活等特点,但其平面化特征妨碍了证据审查逻辑的清晰展开;“三性”审查缺乏精准界定及必要区分,且与“两力”关系不清晰。改革完善证据审查方式,首先应准确界定“三性”内涵,厘清“三性”与其他证据审查要素的关系,并适当调整其适用方法。其次,应在司法解释规范中使用证据能力概念,强化“可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审查规范,加强证据准入的前端控制。最后,保留部分定案根据规范,维系后端控制要素,形成前后端控制并重的二元审查机制。     

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及配套机制的优化

我国立法确立的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存在一定的疏漏，具体表现为鉴定管理权割据造成审查认证标准不统一、鉴定启动权垄断造成鉴定审查认证缺乏平衡性、“四类外”鉴定管理缺位加剧审查认证难度、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薄弱造成认证流于形式。专家咨询制度、鉴定人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等改革成效不彰，加剧了审查认证的难度。完善鉴定意见审查认证规则，应转变盲目崇信司法鉴定的理念，树立法官是鉴定意见看门人的理念，破除专门性证据限于鉴定意见的认知局限。要从关联性、可靠性、合法性的角度优化审查认证规则，确立鉴定意见关联性规则，鉴定原理和方法的可靠性规则，检材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规则，鉴定主体资质适格性规则和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完善专家咨询制度，适度改变公权力垄断鉴定局面，加强司法鉴定标准化建设。     

论科学证据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

科学证据可以定义为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其主要理由在于可以科学原理在科学证据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功能，将科学证据分为“科学描述型”与“科学检验型”两类，“科学描述型”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科学证据。从定位来看，科学证据应属于言词证据、间接证据。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科学证据进行分类，以此加深对科学证据的认识。     

技术侦查疑难问题研究

对技术侦查概念的界定可以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去考量,在特定类型案件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时间起点应提前到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应遵循特定案件中特定人员的“双特”原则.在保持现有审批制度的基础上,技术侦查审批应加强技术监督、司法监督以及对技侦证据的审查.技侦证据的使用应遵循最后使用原则和有条件转化原则.技侦证据的审查应仅限于对证据内容的审查,审查的模式有常规模式、限制模式、庭外模式.     

论非典型鉴定意见的法律效力——“鉴定咨询意见”、“鉴定检验报告”、“技术证据审核意见”的证据能力问题亟需依法统一认识

“两种意见”和“两种检验报告”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在司法鉴定和司法活动中是经常引起争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针对当前的争议．对每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争议的主张。认为“鉴定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具的“鉴定咨询意见”不是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只能作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的参考。并论证了其中的多方面原因;主张“鉴定检验报告”应当区分法定与法外两种性质，分别属于法定鉴定意见证据和仅供审判部门参考的非法定证据．并提出了对两种不同性质“检验报告”的使用评断原则;认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科技证据审核活动”．属于司法机关对鉴定意见的内部咨询活动，审查的范围仅限于四个方面．技审人员和机构无权对司法鉴定意见进行否定或肯定．只能对四方面的问题提出“审查建议”,“技术审查意见”只能作为检察、审判机关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内部参考．不能栽入起诉书和裁判文书。     

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规则

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对刑事司法规范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提出了新要求.英美国家从意见证据的相关性、意见证据所依据科学原理、方法的可靠性等方面规范专家证人意见证据的可采性,对我国规范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应当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基本框架,借鉴英美国家专家证人意见证据规则,以相关性规则、必要性规则、可靠性规则、合规性规则、充分性规则、适格性规则为内部性规则,以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专家辅助规则、采信理由公开规则为外部性规则,从内、外两个方面规范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以确保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刑事诉讼中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运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之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中就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上的司法鉴定意见,且结论不一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解决专门性问题主要通过检察技术人员开展检验鉴定、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和技术协助等活动,为检察官办案提供技术支撑。在无法鉴定或无法得出明确的意见,鉴定意见表述含糊、模棱两可或答非所问,鉴定有漏项、达不到证据充分的要求,鉴定意见有明显的瑕疵或存在错误,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的矛盾时,可以通过聘请外部专家、借助侦查机关或行政机关技术力量、委托社会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提高鉴定人员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能力等方式加以解决。     

论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

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本体与结构,二是法律性质,三是种类归属。在本体与结构方面,大数据证据仅为大数据报告,其与大数据集、大数据算法共同构成了一种外部性的结构关系。在法律性质方面,大数据证据系意见证据,且该种意见不涉及专门性知识,同时又有别于普通证人的一般意见。在种类归属方面,大数据证据不同于现有的任何证据种类,理应被赋予独立证据种类的地位。这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推论关系或因果关系。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对于司法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应以“裁判者独立审查”为原则,且须设置相应的有限采纳规则与证据排除规则。     

设立专家证人制度的构想

我国立法目前只规定鉴定结论而不采纳专家证言证据,既不符合诉讼的科学规律,也不利于对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诉讼审查与准确判断,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应当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以及有关国家的先进立法,在行政诉讼中建立专家证人制度,增加专家证人证言作为鉴定结论的补充,丰富专家证据的形式。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功能、主体与内容

技术性证据的概念是研究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问题的基础,应当从功用角度将技术性证据定义为解决或证明案件专门性、技术性问题的材料。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把关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质量的重要环节,除了强化技术性证据薄弱之处、服务案件办理的辅助功能外,还具有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程序中,要求审查主体具备鉴定资格,以及将合法性、关联性等纳入技术性证据审查内容,存在不合理缩小审查主体范围并扩张审查内容的问题。此外,检察院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虽然为法院审查判断技术性证据提供了更多参考,但也带来了新的干扰。     

审查逮捕主要程序问题研究

审查逮捕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审查过程是以报捕书为索引,通过审阅案卷,形成发散性、开放性思考和证据甄别、筛选、分析的过程。审查逮捕应当每案必讯,复核关键证据,在此基础上形成捕与不捕的正确决断。审查逮捕案件终结报告是案卷的浓缩,应当达到报告在手如同案卷在手的效果。作为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的第一道关口,审查逮捕应当根据现有证据,作出科学预判,合理预测捕后证据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补充或补强证据的意见。必须正确厘清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不予批准逮捕和逮捕决定、不予逮捕决定的含义,区分绝对不捕、相对不捕、存疑不捕的适用对象,纠正对象模糊、文书混用的局面。     

专家意见在公益诉讼办案中的规范与应用

专家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的9种公益诉讼证据之一,它在公益诉讼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得到了检察机关的运用和重视,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认识不统一、委托不规范、自身不严谨等问题。因此需要从顶层上对专家意见的适用情形、专家的选任资格和标准、专家意见的委托和论证程序、专家意见书的内容等予以明确和规范,以增强其实践应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