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两者合作关系的建构，即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相时平等的地位支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撑；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不受政府重视，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协调机制支撑；非政府组织自身不足，决定了其参与两者合作缺乏坚实的能力支撑。对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合作能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 ——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外部评价主体,具有政府内部评估主体无可比拟的独特功能优势。目前,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所遇到阻碍的基础上,加强重塑非政府组织公信力,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培养公民社会成长土壤,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评估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信任危机补救研究

我国民众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感较低,甚至是难以信任。造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组织管理责任机制的缺乏、组织运行的不透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模糊。危机的有效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社会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和循环机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整治体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证与民众沟通渠道的畅通,完善自律机制,提高自制能力;社会方面要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政府也需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合作的方式辅助非政府组织进行规范管理,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政府改革与"非政府领域"的成长

政府改革的成功和政府治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元因素的支持 ,“非政府领域”的成长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非政府领域”包括非政府组织 (NGO)、家庭及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及市场中介组织等 ;特别是其中作为战后大规模兴起的组织类型的非政府组织 (NGO) ,它对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本身作为公共组织的一种类型所具有的公共管理属性上 ,而且更体现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领域”之间应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上     

人际信任:草根NGO与政府合作的核心要素研究——基于温州的实证分析

草根NGO与政府存在合作与非合作的两种关系。在我国,一般认为政府倾向于对草根NGO采取抑制、打压、取缔等多种方式限制其发展。但现实中依然有一些草根NGO与政府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现有文献认为,相互间的信任、资源依赖以及组织功能是影响草根NGO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的关键。温州"公益圈"草根NGO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对以上因素进行了验证。由此我们发现,相对于组织信任、资源依赖和组织功能,草根NGO负责人与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个人人际信任在草根NGO与政府合作中起核心作用。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一个总体性研究

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着重体现在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与规制、双方的合作与竞争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等三个方面.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应当遵循下述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原则、职责明确原则以及循序渐进原则.具体途径选择则主要包括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合作力度、政府部门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平等的地位、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互信建设以及改变中国非政府组织领域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等.     

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及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状况下,非政府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府的特征,这种现象可称为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通过对哈尔滨市的社团组织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社团组织的政府化程度较强且组织绩效普遍低下。对社团组织的政府化程度和组织绩效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析出了政府化程度的政府参与因子、基本要素的政府支持因子、经费支持与政府依赖因子,组织绩效的凝聚力因子、计划与执行力因子和组织活力因子。分析表明,政府化程度与组织绩效的各因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政府的参与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计划与执行能力却消减了组织活力;政府对社团组织基本要素的支持有利于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活力;政府对社团组织的经费支持和由此导致的对政府的依赖能够提高组织的计划与执行能力,但却降低了组织活力。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社团中存在着管理型、职能型、自立型和名义型四种类型的社团。     

政府2.0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一项跨国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识别影响社交媒体或Web2.0技术在政府中扩散的关键因素。利用《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各国政府采用社交媒体的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包括政府规模、财富状况、电子服务和电子民主等在内的政府资源与能力因素是驱动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而公众的需求与压力、政府自身的规范、国际竞争与学习等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局限在于关注各国中央政府,结果可能不适于地方政府;研究基于截面数据,无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价值在于,本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政府2.0及其扩散具有重要启示,并有助于政府部门推动其广泛使用并发挥积极影响。作为较早对政府2.0扩散展开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新兴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及其驱动因素,并填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的调查

信任危机是最深刻的危机,如何提升政府信用水平,重塑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和学术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对信用与信任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并对政府信用内涵进行清晰界定之后,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了公务员素质、政府能力、制度环境及信用文化对地方政府信用影响的四个假设,进而构建了地方政府信用影响机理的概念模型。在对我国116个县级行政区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方法首次定量考察了公务员素质、政府能力、制度环境及信用文化四个变量对作为公共主体的地方政府的信用水平的影响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信用的影响最强,影响路径最为复杂。信用文化、政府能力、公务员素质对政府信用的影响依次减弱,且公务员素质只能通过政府能力间接影响政府信用。因此,在信用政府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优化地方制度环境并加强信用文化建设,同时也要积极提高政府能力和公务员队伍素质。     

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泥潭——布什政府言论的历史

围绕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受挫过程描述布什政府危机言论的历史。布什总统9·11之后发表了煽情的夸大危机的言论,反恐备战和占领伊拉克过程中将此类言论充分展开,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后此类言论一度达到高潮,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中,他的"立场坚定"的美名就已失去了修辞的魅力。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思考

政府信用是信用的基础和源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因此,政府信用的提高对于提升个人信用和社会信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提高政府信用,必须重视政府的信用意识,依照诚信原则,做到依法行政,言出有据、言而有信。同时,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意识,规范政府行为。本文旨在对政府信用缺失原因的分析,探析如何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水平。     

The Effects of E-Government on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Trust in government has been declining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now. E-government has been proposed as a way to increase citizen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improve citizen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generally. Using two-stage models to analyze recent Pew survey data,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vernment use, attitudes about e-government,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There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and use of a local government Web site, as well as other positive assessments of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government can increase process-based trust by improving interactions with citizens and perceptions of responsiveness. The findings are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for reconciling the conflicti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e-government and for understanding variations by level of government. Citizen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including trust, are core concerns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民主与信任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范式。布迪厄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资源集合;科尔曼从中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社会结构;帕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讲,政府创新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关联。社会资本是政府创新的基本变量,其中的信任因素是政府创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支持信念因素是政府创新的基本条件,参与网络因素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进行政府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建设,培育公共精神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第三部门力量,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     

电子政务与政府流程再造——兼谈新公共管理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的广泛应用的结果,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为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潜力,降低信息化的投资风险,在实施电子政务过程中进行政府流程再造是必然的选择。结合企业信息化的经验,论述了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进行政府流程再造的必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电子政务应用层次对政府流程再造的不同要求。但是,随着电子政务应用层次的提高,也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对电子政务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了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电子政务的借鉴意义和存在的障碍。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创新: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作为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设定,机关事务管理面多事杂任重,创新机关事务管理是实现从“制度优势”转向“治理实效”的重要一环。实现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其本质是从“广度”到“深度”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下的机关事务不再仅仅强调业务广度方面上的面面俱到,更期望其能在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优化政府职能等更深层面扮演积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机关事务领域改革,不仅仅是对其职能的不断调整,其本质在于对宏观行政体制变革的主动回应与渐进调试,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职能现代化、体制法治化、行为职业化、能力智慧化等制度优势。基于行政管理要素构成的分析视角,职能体系、职权范围、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都将是创新机关事务管理的必要路径。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法制化问题研究

我国各级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的实践,对政府绩效观念的强化、服务理念的提升、管理效率的提高等都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在法制建设中并没有得到清晰、完整的规定.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缺乏专门立法保障,监督机制不健全,事后救济制度不完善.这不仅导致政府权力滥用,给公众利益造成损害,也不利于政府威信的树立.我国要避免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出现的各种问题,强化绩效管理的执行力度,就必须顺应世界各国政府绩效管理立法的趋势,加快绩效管理和评估法制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