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缓刑制度现代化的“传统之维”

从清末到当前的缓刑实践表明,我国的缓刑立法与司法无不受传统实用理性与报应的影响。缓刑立法上的实用理性表现为以稳定血缘或地缘社会为宗旨,司法中的实用理性表现为缓刑判决受法官各种实用理性思维的左右;而缓刑的报应色彩在当前愈加强烈,且呈现出"中间凹陷"(缓刑负担)、"向后聚拢"(缓刑后果)的趋势。我们应着力调整缓刑的报应结构,积极避免缓刑立法与司法中的实用主义之弊端。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论美国实质性正当程序的“理性联系”标准——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实质性正当程序"是美国创新发展的一项制度,它要求法律内容的正当性。这是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制约,从而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然而,作为其最低限度标准的"理性联系"仅仅要求法律与立法目标、政府利益存在合理的联系。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理性联系"并不能从立法层面建立理性化社会。进一步思考可知,理性联系、平等对待、合理补偿才是"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最低限度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因其立法理想化而受到诸多批判。为强化其实践指引功能,学界及司法实务部门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外在化、具体化的客观化探索。证明标准客观化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正当性价值,但也存在使诉讼证明走向形式化的法治风险。对此,未来刑事证据立法应当明晰证明标准客观化的合理界限,转变从立法上追求证明标准明确化的思路,激活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功能。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实践中亦当理性对待证明标准数据化问题。     

民意与司法裁判关系论纲

民意体现了大众普通理性,而司法裁判则是法官精英理性的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无视民意的司法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唯民意马首是瞻,则会损及司法裁判的本质属性。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应坚守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让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得以合理表达和充分吸收。     

司法认知问题研究

司法认知是指法院对待证事项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 ,由法院作为职务上的事项予以认定并作为裁判或证明其他事实的依据。近现代的司法认知与证明责任一样是从古罗马法中逐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并借鉴国外立法以完善我国司法认知立法。     

金融犯罪刑罚配置调整与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能使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土壤.     

民用资源征用客体的范围及种类

民用资源征用客体研究的核心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即＂征谁的＂和＂征什么＂,前者明确征用范围,后者明确征用种类。民用资源征用客体的范围应排除军事机关的资源,国家机关的资源应区分征用情况对待,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的资源属于资源征用范围。民用资源征用种类建议在立法上可以表述为五大类,个人劳务属于其中一类。此外,立法中应完善预期物资的征用和免除民用资源征用的种类。     

劳动合同服务期责任的法哲学思考

立法实践倾斜于弱者的导向是社会法存在的根据，倾斜理性是社会法所追寻的正义、平等价值目标切实实现的保证，它是不以牺牲另一目标为代价来换取保障某一目标的实现。因而，除了对“理性”这一理念本身有确切的认识外，还应意识到对“倾斜保护”予以控制的合理性并掌握对其控制的限度。该理性于宏观上是指导社会立法与实践的衡量器，它也贯穿于诸如违反劳动合同服务期违约金责任数额的限定、劳动合同期限与劳动合同服务期责任间的协调、资方违反服务期的责任等微观立法与实践中。     

当代未成年人价值观演变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安徽省8个城市的2426名未成年人进行了有关价值观方面的调查,发现当代未成年人价值观演变的基本特征是: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观念有偏差,思想上与社会价值导向有差距,价值意识呈向上态势,生活观上与时俱进性。我们应理性对待未成年人的这些价值观特征并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     

略论法的价值的正义性

正义是法的价值的总和,法律是人类正义价值追求的最优表达和最佳手段。法律价值是指法律这一客体对于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站在民众立场上关注、归纳人类普遍的价值需求以及法律价值的形成与实现,是法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     

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捐献是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出现的 ,国外已制定了相应的立法。采纳“脑死亡”标准是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立法的前提 ,这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通例。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 ,对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相应的立法规范。     

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环境文化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环境文化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标准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我国西部开发中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在西部开发中保护民族传统知识是实现人文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民族传统知识本身面临着生存危险、西方“生物海盗”掠用的危险,而西部开发可能使其雪上加霜,我国中央及西部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现代财产法、民族习惯法、有关国际法是西部开发中我国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的基本法律规则。     

论刑事法律的人性化特征

以人为本正成为社会的主要理念，刑法虽然是最严厉的法律，也应当体现和反映这种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进行人文立法和人道主义司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性化法律。     

同居案件争议问题探析

所谓同居案件,应指未婚同居和无效或被撤销婚姻案件之总称。我国目前解决这类案件的立法存在简单和概括之弊,且缺乏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的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财产的定性以及共同财产的范围、经济帮助请求权,相互的继承权等问题上。解决此类争议的思路在于:未婚同居行为是当事人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自主选择,从私法自治和人性的角度出发,法律就不应否认。对同居关系产生的财产问题,因不受有关婚姻法律的保护,应当从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出发考虑。     

我国罪犯权利的现状与反思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罪犯权利随着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人权的口号而初现曙光。二战之后,国际人权运动的广泛开展使罪犯权利在一系列国际人权法规及各国的国内相关法律中得到体现。我国的罪犯权利具有广泛性、不完整性、平等性和不稳定性几个特点。我国政府已经从法律、监督、物质、组织和社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罪犯权利保障机制。但我国对罪犯的律师代理、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等权利的一些规定和实际操作还存在缺陷。     

服刑人员性权利保障问题初探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我国服刑人员人权保障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有许多尚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其中,性权利作为服刑人员所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却因受社会意识观念和国家法律体制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其本应合法享有的性权利成为被剥夺自由权的"殉葬品"。通过对服刑人员性权利现状实证调查,制约服刑人员性权利保障的因素有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制等因素,把基本人权这一理念贯彻到解决服刑人员性权利问题的行为中去,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不失为一较好的思路。     

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安全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渊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调整和支配全面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规则，建立起一种全面、公平和可行的世界海洋新秩序和法律制度，是海洋法的新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杰出贡献。它的许多规则和原则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为世界各国所遵守。但是，由于国际法是动态的，是谈判折中、相互妥协和协商一致的产物，海洋法公约在扩大沿海国的管辖权和缩小公海自由的调整过程中留下了余地和空间，也就是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问题。当今的海事安全挑战日益增多，包括更多非传统的威胁，例如针对航运的恐怖主义行为、贩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海盗行为和海上持械抢劫、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核物质以及偷运人员和武器。自然资源的耗竭、海洋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也与安全议程直接相关．因为这些问题能够破坏数百万人赖以为生的自然基础，并对海上贸易以及渔业和旅游业等主要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海事安全的大多数挑战均波及全球，往往相互联系，并可能损害人类安全。为此，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探讨，以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进海洋法的发展。     

试析我国乡村共同体化的条件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马克思在划分共同体类型及揭示人类历史演进规律中确认共同体可人为并为其构建开出了药方。中国乡村共同体化操作性的现实道路须以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公共精神的培养为条件,自觉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抽象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实践和具体国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