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通向法治之途的方法论——与陈金钊教授第二次商榷

随着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演进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法治主义者对待法律解释的基本立场除了坚持反对之于字意清楚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外,亦承认了在法律文本文字不清楚的情形下允许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可能与必要,法治反对解释的立场仅仅对应于近代法治主义;所以,"法治反对解释"只局限于近代意义的法治内涵上,而不能普遍化为一般意义的法治目的与法治要求;原意主义方法论与"法治反对解释"并非一回事,它们各自皆有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原意主义、消极主义方法论,还是非原意主义、积极主义方法论,皆是通向法治之途的方法论。     

略论近代“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在近代,为了追求救时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的再生不是复古,而是新生,是返本开新,是以西释中,是在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根基,传承或部分保留了原始法家的思想源泉,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将先秦法家思想融入到现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并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行政与法

<正> 一、近代法治主义与法 1.“依法行政” 行政与法的关系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讨论。这是近代公法学和近代行政法学上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可以说是关于近代法治主义在行政领域中应该如何适用,以及“依法行政”的理论应该以何种程度和什么方式来实现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近代法治主义,在各国有着不同的发展形式,总体上可以称为“根据法的合理性来约束统治者的随意性”。适用这个理念的“行政”可以称为“依法行政”,即“根据法的合理性来制约行政的随意性”的理念。如果这个理念中的“行政”和“法”的概念不是十分明确的话,就会产生内涵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但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的影响 ,梁氏的法理学著述注重译述西说而不重创造、注重启蒙救亡宣传而不重学理探索、论题宽泛浅尝辄止等 ,这些特征也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法家“法治”思想再探讨——答武树臣先生

读了武树臣先生《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以下简称《武文》）①，受益匪浅。文中许多观点和提法，似仍可作进一步商榷。一、关于法家的“法治”问题拙作《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杨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不能称作“法治”，是建立在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法治”的概念立场比较之上，正如《武文》所论述的亚里士多德给“法治”所下的定义，并由此形成的西方传统的“法治”观念。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这一“法治”观念已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普遍接受。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主要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省中，这一观点实…     

梁启超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新会隆重举行

<正>本刊讯2013年6月14日,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新会区人民法院联合承办的全国梁启超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维新先驱梁启超先生的故乡—新会隆重举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元勋。他是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     

“法治”与“专制”——韩非的“法治”思想评述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基本特点是宣传法律至上。提倡法制主义,任何人,包括国家的君主在内,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本文所谈的“法治”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其基本内涵是提倡把法作为治理国家,巩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法的最高宗旨是维护皇权。也就是说,“法治”与“专制”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法治”从属于“专制”,服务于“专制”。战国末期的韩非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不仅全面地支配着中国数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的方向与进程,而且还牢牢地左右着人们的思考。在“人本”主义的浓烈文化氛围中,法律思想和法学无不与“人本”思想融而为一,很难树起独立的形象。故而在中国历史上,任何重要的法律思想家首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或政治家,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只能从先哲的片言只语中去探讨他们的法律思想。在这里,著者想用简洁的方式来描述“人本”主义的内容及其对传统法律实践活动的影响。一、“人本”主义价值观作为法律思想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伦理化     

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

根据大变局的历史观,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两次大变局。与之相对应,中国也出现了两次法治思想的突破,即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突破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的突破。第二次突破使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思想在法治的意义、价值、民主性及权威性等核心问题上从根本上超越了第一次突破。坚守与坚持突破,正是最终完成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法治思想向现代民主法治思想转变的根本条件与途径。     

日本公法学上的法治主义

在日本公法学上,法治主义的观念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要将其整理出来,却有很大的困难。其理由是:第一,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对法治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且相互之间还未能有充分的学术对话;第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应当如何考虑深受德国法影响的“法治主义”与受英美法影响的“法的支配”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异同。我是专攻行政法学的,所以在此打算从行政法的观念出发,谈一谈对于法治主义的理解。     

日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法治主义论

法治主义亦称“行政合法性原理”或“法治行政原理”,一般而言,法治主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的规范原理或制度,它意味着行政权的活动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抑制行政（担当者）的恣意”,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与自由。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行政法得以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日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理,从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法的法治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涉及行政与法的关系、法治主义的模式、法治主义的实证发展以及法治主义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一、行政与法的关系日本行政法…     

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初探

近代的法律思想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三大思想为基本特色,这三大思想都以权利本位为理论基石;现代的法律思想以团体主义、干涉主义和积极法治三大思想为基本特色,发生了由个人主义权利本位观向团体主义权利本位观的转变;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以生态主义思想为基本特色,拓展了法学的研究视野、权利主体的范围、法律的社会功能。     

中日宪政道路上的宪法工具主义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然而,当近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洪流席卷而来时,由于自身文化中法治传统的缺失,实施宪政,这一西方国家水到渠成之事,到了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此,近代两国一系列的宪政措施实质上都是“宪法工具主义”影响下的产物。通过中日两国的宪政历程之比较．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