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援用过程之探讨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积累。1912年,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司法总长、临时大总统均提出援用体现西方法理的清末制订的新式民事法律,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否决了咨请。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曾发布《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但并没有得到参议院的审议认可,亦不应作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效的法律依据。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兼行立法职能,发布"适用现行律民事部分"判例,解决了民事司法中的混乱。民初民法适用的曲折性和审慎性,体现了民初立法者的法律智慧。     

驳正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中的一个错误事实

<正> 1935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刑法施行法》第一条中云:"本法……称刑律者,谓中华民国元年3月10日颁行之暂行新刑律".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为什么说暂行新刑事不是1912年(民国元年)3月10日颁行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袁世凯篡夺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谈起. 1911年10月10日辛亥中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赞成共和.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堕的统治地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令他一方面派兵进攻武汉,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另一方面派代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谈判.袁世凯领命后,于11月派代表与革命派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革     

北洋政府时期“易笞条例”评介

北洋政府时期“易笞条例”评介杨惠１９１２年３月，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３月１１日便以“临时大总统令”名义宣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司法部依大总统令将辛亥革命业已推翻的前清政府制定的《...     

《袁记约法》炮制出台始末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他打电报给南京参议院的誓词中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但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逐渐摆脱了责任内阁制对他的控制,     

关于北洋政府援用清末法律的依据问题

北洋政府成立后,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这是事实。但是,该政府依据那个决议或命令援用清末的法律,在法学界著论颇多,而且都有出入,本文拟就我们掌握的材料,略陈一管之见,以便共同讨论。北洋政府授用清末法律依据问题,在中国法制史教材和教学中,一般都认为是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注:应是三月十日),袁世凯一上台,就借口“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下令前清的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准援用。四月三日,参议院讨论临时大总统咨文时一致认为,国体既更,民国法律未能仓促颁行,“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并议决:“所有前清时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违警律》及宣统三年颁布之《新刑律》、     

《约法》,毁法,护法——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一九一一年二月,在辛亥革命的炮火才歇,南北议和已为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铺平了道路,孙中山被迫“尽让政权于袁氏”的严峻形势下,为了防止袁世凯擅权窃国,孙中山坚持制定和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作为“南北统一之条件”。因此,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不仅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孙中山为保卫民国而进行斗争的产物。     

试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

<正> 七十年前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告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革命政权。虽然它一直处于极度困难之中,仅存三个月,但仍致力于法制建设。南京临时政府不仅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社会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法令、条例、章程等。此外,又颁发了《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时新刑律全文》。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的进步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     

山东民国监狱管理机构及设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自1912年至1949年的38年间,民国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及国     

台湾刑法及其修改趋势概览

台湾现行刑法的直接渊源,是清政府于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北洋政府于1912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以及1928年国民党政府制定颁布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和《暂行新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局面,成为专门规定犯罪和刑罚问题的刑法典,并采取近代资产阶级刑法体例,在一定程度上还吸收了资产阶级刑事立法的原则,其体例和内容对台湾现     

“二十一条”签订内幕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制至此结束。然而,这一用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故宫的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札。人们没有想到,这位所谓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在就任的同时,就开始做着复辟帝制当皇帝的     

辜鸿铭怪骂袁世凯

1912年10月,正当袁世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时,上海南洋公学校长辜鸿铭撰写两本书:一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英语版;一名《幕府纪闻》,汉语版,发行海内外,其中谩骂、讥讽、挖苦袁世凯之文字,尖酸泼辣,一时成为奇谈。辜鸿铭何许人也,竟敢著书指骂当上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近代中国第一部初现法治精神的宪法

1911年12月29日上午10时,南京丁家桥正在举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有17个省45位代表,浙江省代表汤尔和主持选举会议。选票为每省1票,共17票。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当选为首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法制的断裂与传承——以《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为中心的静态考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颁布的《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确定了辛亥革命后"有条件地援引前清法律令"的法制发展原则,使民国时期的法律与旧法之间形成了既有断裂又有传承的格局。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前清法律现代性与民族性相混合的特征及立法的过程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来自当时主政司法者的专业学养和理性抉择。这种对旧法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取舍,既规制了民国时期法律发展的基本走向,也为国民法治意识的生成和涵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暂行新刑律》辨正

《暂行新刑律》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通行的第一部刑法典。它从1912年4月颁行到1928年3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同年9月1日施行）时废止，历时十六年，是我国近代法制史上施行时间较久的一部刑法。     

就任大总统当天,孙中山险遭刺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通电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下午,孙中山带领一名文职秘书信步走出总统府,沿街体察南京城中的民风民情,随着人流到达了夫子庙.     

民国如何打官司

“律师”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10年清末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亲自主持起草“律师法草案”,准备推行律师制度,但因袁世凯取而代之而未果.这一年的9月16日,北京政府司法部颁布施行《律师暂行章程》,成为中国正式采用律师制度的开始.那么,民国时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上律师,他们是如何替人打官司的,南京的律师情况又是如何呢?     

北洋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

1912年4月5日,以袁世凯为头目的北洋军阀集团,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迁都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史称“北洋政府”。1914年6月,北洋军阀政权,凭借其军事力量,强行按照《袁记约法》的规定,重定行政体制,对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的原有国家机构进行改组。除了加强袁世凯总统的独裁权力之外,还对行政机构作了具体的变更,如设政事堂以取代国务院,并调整、压缩各部组织,规定由大总统领导,各部总长不负独立的行政责任。与此同时,处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平政院,以及纠弹官吏提起行政诉讼的肃政厅也应运而出。     

“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

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但大致完整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这一主权连续性的建立,离不开清皇室、北洋集团以及南方革命派、立宪派之间的一场“大妥协”。“大妥协”的核心环节是清帝和平逊位,宣布向全体国民让与主权,以及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以南方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形式完成融合。“大妥协”为中华民国对清朝版图与人口的继承提供了法理根据,避免了激烈内战与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精英共识与政治信任的支撑,“大妥协”的成果未能持久。     

论“以官赏功”

1912年2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发聋震聩的新论点:“以官赏功”是帝王流毒。可惜的是,这一十分深刻的思想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建国以来,人们也并未注意到“以官赏功”是种封建流毒,并未察觉到现行的干部制度中已掺杂了某些“以官赏功”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干部制度不少弊病的关系。因此,消除这一“帝王流毒”,更新观念,对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以官赏功”的思想和制度,产生于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在中国的奴     

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

本文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被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其中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还有另一个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的精神基础。《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当时民国的宪法精神。本文论述了《逊位诏书》所包含的政治宪法学要义，并揭示其对于当今中国宪制转型的启发性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