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态：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建立在不同哲学范式基础上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我们看待公共行政的两个不同视角。现代性所追求的是理性、精确、直观和清晰,而后现代性所倡导的却是想象、模糊、抽象和混沌。在变革的多元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公共行政呈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时共生的特征。伴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进程,现代化仍然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奋斗目标;而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公共行政又必须应对后工业时代的挑战,方能适应内外生态环境。     

我国德育走向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辩

在国内学者关于现代德育与后现代德育主张的矛盾冲突之中,阐明我国德育的走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要处理好传统德育和现代德育的关系,批评和继承的关系,我国德育和西方德育的关系,现代德育和后现代德育的关系,沿袭现代性的精神理念并根据自己的文化渊源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德育模式.     

人文精神与现代性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文精神乃是人的自我观照、自我领悟、自我理解。吊诡的是,现代性这一遮蔽和消解人文精神的力量,恰恰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孕育和铸就的。标志近代肇始的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所谓“人的（被）发现”。它意味着问题的提问方式由“人是谁”过渡到了“人是什么”。作为“此在”的人的“在者”化,从本体论上说源于古希腊哲学的那种有缺陷的追问方式:“存在是什么?”它导致了“在的遗忘”。从“人的发现”到“人的遮蔽”,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也是西方社会和文化在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历史命运。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诞生

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考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现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一领域已经占据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自1960年代以来,以"多原"和"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性已经逐渐确立,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经过几十年努力仍无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可以借助后现代性话语和思考方式探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可能路径。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过度强调两者的连续性,即意味着将马克思哲学也同样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这就涂改遮蔽了马克思在颠覆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后现代性意蕴。事实上,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处,在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的开端。     

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研究文学的现代性的根本目的,应当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研究文学的现代性必须和探讨社会的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必须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性和文情出发,来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现代性问题.     

启蒙话语的当代反思

启蒙运动的兴起,带动了现代社会的逐步形成。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了大发展,但是现代社会正陷入严重的文化危机之中。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启蒙精神的当代价值,并对启蒙精神如何得以发扬与延续作一初步的探讨。     

从"后现代转向"的视角理解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这些曾经被说成是与中国无关之舶来品的东西,如今已经渗透到了现实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如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视角理解审美现代性,不难发现,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与西方历史上的际遇几乎如出一辙。事实上,当审美现代性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之前,随着改革开放而悄然形成的审美意识,已经转化成一种为现代性补弊纠偏的批判与救赎力量,并日渐成长为维系现代社会精神生态平衡的最重要的思想主潮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一种基于历史发展逻辑的梳理

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针对不同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不同的面相,发挥着不同的启蒙功能,而普遍的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继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启蒙、现代市场经济思想启蒙之后的第三次实践性的大规模启蒙活动。自"五四"以来就提出的国民性改造与现代性个体性价值启蒙的任务,直到新世纪的今天才真正具有了现实的基础与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开始发挥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的功能。     

论法律现代性危机的解决理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面对法律现代性出现的危机,西方法律学者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西方出现的法律现代性危机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法制之路,是每个中国法律学者都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台湾歌仔戏的形成、发展及启示

台湾的歌仔戏由漳州的锦歌嬗变而来,经过长期的发展,歌仔戏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台湾歌仔戏再传回闽南后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芗剧。在歌仔戏的形成、发展及传回闽南传播、艺术形式的转型中,政治环境是影响闽台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外因,民间团体是推动闽台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力量,交流学习是闽台两岸民间文化共同提高的主要因素,传承创新是民间文化艺术面临的新课题。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次级债券引发的风波已经波及全球,世界上主要的金融领域公司业绩产生了巨大损失,美国房地产市场也已开始走向衰落。深入探究此次危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房地产泡沫从产生到破灭的全过程,使我们能够正确看待住房贷款市场的风险和金融创新的两面性,这些都对正处在“风口浪尖”的我国经济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     

美国法院教育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独立于法院系统的美国法院教育培训体系在机构设置、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等方面均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既涵盖联邦和州的不同层次,又兼顾法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不同培训目标;既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又能拓展其他经费来源渠道。这种多元化教育培训体制注重司法教育与司法研究的之间相互促进,并服务于审判实践;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需求作为课程开发的基本导向,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基于受训对象的不同灵活设计培训内容,在培训方式上强调实践性、互动性。美国法院教育的先进经验为刚刚起步的中国法官培训事业乃至法官职业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虽是一个城市国家，常住人口仅有448．39万人，却建立了世界上公认的效率最高、腐败程度最低的公务员制度，这得益于新加坡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一系列公务员制度改革。了解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尤其是近年来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及发展，借鉴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实践有效的建设经验，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WTO许可程序规则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启示

改革行政许可制度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WTO许可程序规则所确立的许可理念,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针对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行政许可权的设立、运行机制及责任制度的缺陷,在制定统一的行政许可程序标准法、确立行政许可适用的有效范围、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一般适用原则等方面应大胆借鉴WTO许可程序规则,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     

浅析理性的批判向度——从《启蒙辩证法》出发

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并引以为傲的能力，科学则一直标榜“理性”的大旗。近代以来，“理性”被科学发展到了极致，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则使人们开始质疑理性，质疑自己的能力，进而质疑人自身。此时，法兰克福学派，特剐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则为人类理性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代的哈贝马斯才能够进一步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     

香港警方处置人质事件谈判原则对内地警方的启示

香港警方谈判组在人质事件处置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和平解决人质事件、谈判优先,指挥员不可兼谈判员等谈判原则,对内地警方在处理人质事件中具有积极借鉴和学习作用。     

毛泽东人生价值思想及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毛泽东的人生价值思想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精华、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合理成分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对人生的价值依据、价值结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实现条件及途径的揭示等方面;它启示当代青年必须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相结合、自觉摆正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目前阶段实践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之协商共事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理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推进具有借鉴、启示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基点从念敬我众,式敷民德,恭承民命之敬、恭、式的主观性因素发展到公的客观性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感性、情性、知性、理性、正义性的递进式联系之论述,都须予以捋顺、厘清、提炼、总结。至少可见其中之理论与以人为本、三个自信、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协商制度化、大众化等因素相吻合。     

中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及其启示

在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中,公务员考核制度是核心。而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经过秦汉两朝的发展,至唐宋明清时,已经走向了完备化,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考核标准和对各类不同职务官吏提出不同需求、分类考核以及考核与奖惩相结合的方法,对奖勤罚懒、扬善排恶、激励官吏勤政廉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对完善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和今天的选人用人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