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和解的容许性要件研究

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虽然有助于纠纷的解决和相对人权益的保障,但由于该制度受到当事人对和解标的的处分权以及公益的限制,适用的范围其实相当有限。厘清和解标的、诉讼标的、处分权和公共利益这四个概念有助于判断行政诉讼容许性的要件,从而对行政诉讼和解的范围进行限定。     

关于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禁止行政诉讼适用调解,但是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是以案外和解的方式结案的,只不过最后是以撤诉的方式来掩盖和解的实质而已,由于没有法律上的统一规范,显得有些过于随意,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也容易使和解成为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工具。所以,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更好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必要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引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现实与法律之间的矛盾。     

论行政诉讼和解适用的有限性

和解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的适用有效地化解了当事双方的矛盾,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行政权的本质属性、传统文化中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及当前行政诉讼和解的滥用等因素,决定了在行政诉讼中和解的适用必须具有有限性.本文从适用范围、适用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和解适用的有限性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期规范行政诉讼和解行为,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科学开展.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一种能迅速有效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诉讼制度,在国外已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然而在我国,不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未曾建立,法律还规定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给我国行政诉讼纠纷的解决造成了极大的困境.本文拟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做一些有益的探讨,分析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能有所助益.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外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而分析了建立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解成立的具体法律要件。     

论行政诉讼案件的可和解性

在传统理论中,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和解是一条不可变更的铁律。反对行政诉讼案件和解的理由主要是公权力不可处分、和解损害公共利益以及和解与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功能不符等。尽管如此,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若干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调解、和解抑或协调和解——基于经验事实和规范文本的考量

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存在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三种概念表述,需要加以梳理与辨识。学界主要认为三者实质内涵相同或者三者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通过对规范依据的分析,发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以司法文件作为依据;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则是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规定;而行政诉讼调解如果存在的话,则与民事诉讼有关调解工作的规范依据相一致。由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已经突破了诉讼规则的制约,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性质上只能归属于法院的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而诉讼法上意义的行政诉讼和解与其现实样态相互背离,导致规范与事实彼此错位,不宜作为表述行政诉讼调解内涵的法律术语;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具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涵括当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可以正式引入行政诉讼之中。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传统理论认为和解制度不适用行政诉讼领域,我国目前也没有行政和解制度的正式立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行政诉讼通过变相和解解决。本文在认识这一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基础上分析了和解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与我国原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我国可以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浅谈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

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致使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迫在眉睫。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契合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初探

针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现状及今后发展趋势,对行政诉讼和解涉及理论基础及现实情况进行解析阐释,初步探索如何结合司法现状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研究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使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在进入庭审之前就已经被化解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尽管该制度某种意义上有规避法律之嫌,也曾引起学界诸多质疑,但从行政诉讼将纠纷解决作为最高价值、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从行政诉讼成本控制、从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角度分析,仍然有其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为了规范该制度的运行,必须在时间节点、提起人、决定权、主持人和裁判方式等环节予以特殊框定。     

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适用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我国许多法院已适行多年,本文在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尽快统一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法律规避还是制度创新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不适用调解"。但在实践中,法院以行政诉讼法第51条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不可否认,法院的制度创新事实上也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实现行政诉讼和解目标期待的同时,其功能障碍同样不能忽视。故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和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的功能重新定位,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正本清源。     

刑事和解正当性之辨

对于我国刑事和解实践的批评,主要在于其合法性存在欠缺和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偏差,然而这一创新性制度及其实践的正当性是可以确立并加以证明的。从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出发去阐释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尚不足以形成充分的说服力,而只有以个人权利保障作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诠释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才能够真正明确这一制度的应有定位,也才能使其契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浅谈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我国行政案件撤诉率居高不下的情况,近年来各级各地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创新思维,积极探索行政诉讼的和解制度。但这一制度在我国还面临着立法上的缺失。现代立法者为了完善本国法律制度,都会用比较的方法对本国和域外之间法律进行考察。本文指出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功理论与实践经验会为我国建立完善这一制度提供诸多启示。     

从撤诉到契约: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模式之转型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广泛开展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工作,我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学界将这种由人民法院建立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归结为撤诉模式。但是,这种和解制度存在着法律缺陷,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撤诉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应当实现由撤诉模式向契约模式转型的观点。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对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有益补充是法律和道德的最佳结合点。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体现了国家刑罚权语境下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有着自身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刑事和解的适用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践行刑事和解的价值目标。     

论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正当性及其规范化

行政案件的高撤诉率反映了和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高频适用,但是我国并未对行政诉讼和解作出规定。行政诉讼中适用和解并不与公权力理论相冲突,相反具备正当性基础。由于缺乏立法指导和监督,有必要从行政诉讼和解的基本原则、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其他程序方面对行政诉讼和解进行规范化。     

城乡规划中的规划变更与权利救济通道——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重点的考察

在城乡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变更不仅在程序法上需符合程序性要件,而且在实体法上可能介入和影响到规划区内人民的财产权。因此,我国应当从权利保障与救济的角度来分别认识不同性质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由于控制性详细规划变更而影响到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领域,我国应该允许利害关系人对之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以资救济;在将来行政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阶段,我国也不应该排除以规范审查诉讼来提供规划变更后的权利救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