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有限度的行政与自治: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运动。在实践层面,各地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层出叠见。现有文献从类型学的角度把单位制解体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分为三种类型:行政主导型、自治型、混合型,并对不同类型的优劣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然而,现有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认识有不足之处,其主要根源在于没有理清行政权和自治权的关系。行政和自治是基层社区中一对张力,二者交叉相容,呈现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构的逻辑。     

政府不是“四面八方”

《人民日报》2月26日报道，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今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很多矛盾存在于市场不为、行政不到、法律不全。社会管理通常依靠三种力量：第一种是社会自治力量，我称之为“社会基础性调解”；第二种是行政力量，第一种力量失效后可借助行政调解；第二种力量失范后，动用第三种力量即司法调解。目前的状况是，行政调解过多，自治调解太弱，司法权威不足。在经济管理方面，政府已学会用市场机制这个基础性手段来配置资源，而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需要多用社会自治这一基础性手段来管理社会。     

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迫性的思考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革,迫使行政管理体制也要适时改革创新.现行行政体制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必须根据当前社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只有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才能完善,社会管理才能高效、有成就,社会才能平稳、健康地快速发展.     

政府与社会博弈视角下行政成本控制的新思路

政府对自身的投入与政府对社会建设的投入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加大社会建设的紧迫性决定了行政成本必须减少;政府职能与公民社会也是一种博弈关系,政府职能扩张与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加快公民社会建设,强化其对行政成本的监督约束是控制行政成本的新思路.     

社会管理目标应是“小政府、大社会”

正未来我国社会管理范畴的调整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这三大方面入手。     

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作为行政力量应对碎片化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举措,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高、抑制社区自治、全能网格等问题,导致这种行政管控型体制难以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效衔接。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形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推动社区自主建设,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型,加快服务职能向专业性服务组织转移,充分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新的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依然还存在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行政管理体制还不完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必须重视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能够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行政管理体制。     

节约型政府:界定、策略与路径

节约型政府建设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方面。节约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政府对自身行政成本的控制,政府必须将行政成本作为付诸政治行动的考量。为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政府必须降低行政成本,使行政成本适度,不至于使行政成本高于实际的边际收益。     

走向社会环境自治:内涵、价值与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管理范畴,社会环境自治是社会自治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的具体样式,是作为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具体内容.它具有环境伦理弘扬、环境民主进步、环境平等促进、环境效率提升的价值.在走向社会环境自治过程中,政府负有一定的引导型环境管理责任,即应当通过对社会环境自治资源的适度支持、政府环境管理职能的科学转变和社会环境自治行为的必要监督来创造社会环境自治形成与发展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