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下“中国搭便车论”辨析

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还是从发展水平上分析,对于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而言,中国都不是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搭便车者",而是一个正常的主体,理应获得普适的待遇。当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绝非西方国家在"中国责任论"下的超高责任。就此,中国应坚决反对西方国家施加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对待,以保证自身的发展有一个正常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     

“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战略思想。"中国梦"体现在我国外交战略上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参与全球治理之梦。"中国梦"视阈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引领着我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新理念,开辟了我国和平发展立体外交的新格局,因此成为新时期统率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思想。     

中国"和平崛起"与当代国际法

目前西方社会存在着"中国威胁论",这是违背事实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搞乱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法律秩序,而且会使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法律秩序更趋合理,更加稳定.     

“保护的责任”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怠于提供保护。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属于威胁人类安全的事项,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提供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有利于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保护人类的安全,但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要防止以此为借口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联合国现行的集体安全制度。     

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学术研讨会荟萃

@@ 2009年11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和平崛起与中国法理学问题"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45篇,经评审最终确定25篇研讨论文,分为"中国法理学传统的重述与批评"、"中国政制的历史流变"、"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宪政"和"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四个专题进行主题研讨.四个专题分别由蒋立山教授、张中秋教授、桑本谦教授和陈柏峰博士主持.整个会议对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力求挖掘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法理学传统的梳理以及中国政制传统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引发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新问题,开拓的新视野,对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本刊拟分四个主题刊出研讨会上各位老师的主题发言与点评发言的精华,以飨读者.     

论法律秩序的有限性——以个体说服为视角

本文试图立足于个体说服的视角来谈谈法律秩序的有限性。首先,法律应该说服个体。其次,法律能够说服个体,但是仅仅是有限的说服。最后,本文将浅述这种有限法律秩序的一定合理性和合法性。     

联合国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

本文从集体安全制度、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人权法、国际法的发展与编纂等方面着手,分析了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建立新的国际法律秩序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并探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联合国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同时肯定了联合国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未来将继续在国际法律秩序的改善与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国际空间”法律模式初探——以两岸法律关系为视角

台湾的"国际空间"一直都是两岸的焦点议题。在马英九执政后,台湾方面呼吁两岸在"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互赢"的基础上就台湾"国际空间"进行协商。大陆方面也以善意回应,多次在官方场合表示愿意协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本文分析了台湾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大陆宪法的合宪性,继而探讨了台湾现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资格,以及现有加入模式,在此结论下,构建了台湾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理性模式,以期对两岸在该议题的后续制度性构建有所启发。     

和谐与秩序的暗合与分野——以法律价值为视角的探究

研究当下中国法学问题可以从诸多方面入手,自从“和谐社会”概念引入学界后,围绕着“和谐社会”的学术讨论立时成为法学界内又一个极具意义的理论视角。同样“和谐”作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词汇受到了法学界的各个领域———如民法、刑法、国际法等部门法学界———的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从自身的学科特点与研究旨趣出发,对之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探讨。而法理学语境中的“和谐”研究则更多的是从法的价值及法的精神等形而上的层面展开的,“法治与和谐社会研究”小组即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这一主题的一些探索性的观点。需要提及的是,本组笔谈的形成是与张文显教授、姚建宗教授的指导与关心分不开的,作为笔谈的编者在此谨代表各位作者向两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笔谈各篇文章所列的观点由文章作者本人负责。     

"和平崛起"时代国际私法的定位

"和平崛起"是新近提出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崭新理论.它表现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理性深思.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总结提炼,又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精辟概括.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法中“社会立法”的勃兴

近代,国际法从“战争”的国际法发端。到了现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主题;相应地,“经济”的国际法部分开始勃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全球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国际法中的“社会立法”方兴未艾,出现了国际法“社会化”的倾向,人类似乎又迎来了社会领域国际法繁荣的时代。     

麦考密克法律论辩理论的经济学解读

麦考密克描述阐释了司法审判中主要的法律论辩形式，包括演绎性证明，后果主义论辩，协调性论辩及一致性论辩。通过对此理论的经济分析，发现论辩主体为什么会采用这些论辩方式、应该如何运用及它们的功能为何，最终都立基于经济学的逻辑。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法律秩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也肯定了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的传统地位。在有关合同、商业交易等方面,公约也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公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商业交易的定义方面给予法院地国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国家豁免例外方面缺乏总体的管辖原则。公约一方面为国家豁免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将有效遏制任意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倾向;另一方面公约对被告国援引豁免有一定条件限制,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     

非政府组织的勃兴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变塑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勃兴,给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表层上它的活动与国际法诸项环节都发生关联,深层上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法治理念、秩序模式的变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地位。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运作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礼治"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具有道德内涵的礼仪制度,并通过礼仪制度确立等级分别,最终实现政治等级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中国古代"礼治"实践的真正途径是法律强制,法律对"礼"这种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国际法律服务自由化与戋国法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国际间的法律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已经被纳入到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体系之中。虽然目前国际间的法律服务在整个服务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但由于法律服务本身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等密切相关,是服务贸易中直接触及上层建筑的部分,所以法律服务自由化问题有其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in Ensuring the "Right to a Legal Defense"

On 22 November 1991,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RSFSR adopte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Individual and Citizen."¹ Article 1 of the declaration states that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norms on human rights have priority over the laws of the RSFSR where they directly give rise to rights and duties of citizens. But, in the words of A.M. Vasil'ev, this is "really only a defended, not a proclaimed right."² The 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and Soviet law set down the procedure and the order of realizat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the ways and means for their legal defens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s is ensuring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a legal def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