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实现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时地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社会问题,是四川新农村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策研究

我国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对于“农村、农业、农民”这三者孰轻孰重的问题早已引起国人高度关注,也引发了众多研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如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过剩问题一直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准确把握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仅会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     

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现象探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现象,对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城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和弊端,需要根据农村人口流动新形势探寻新的办法和措施。为此,必须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创新农地制度,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赋予进城农民以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农村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和要防止的几个偏误

农村社区是农村居民的生活共同体,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从国情和农村的实际状况出发,脱离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就会出现工作偏误.现阶段农村社区建设的客观要求主要表现在: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建设模式多样化,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是重点,尊重农民的权利和意愿等方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遵从其客观要求,努力防止政府角色错位,“一刀切”和急躁冒进现象,增加农民负担,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等偏误.     

基层农村“五化”问题及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基层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农村空壳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副业化、产业发展盲目化、农村娱乐庸俗化等问题不容忽视,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有效解决“五化”问题。如加强新时期对农民的思想引导,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强化农民现代劳动技能培训,加强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引导,抓好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等。     

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若干因素及对策

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因素包括:土地承包问题、库区移民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等多个方面。必须通过继续稳定农村的基本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自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才能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新时期农村党群关系研究

新时期农村的党群关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政权基础,也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党群关系显现出新的特点。改善农村党群关系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行政务公平,扩大农民参政权;改革现行村干部管理模式;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经济转型时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经济转型时期对农村社会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重点,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建立以社会保障为主体、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以及社会救济、社会救助等并存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资金来源,建立个人账户,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并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规范性。     

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探析

在共同治理背景下研究和谐新农村建设中的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的特征和运作模式,指出: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准公共服务、表达农民利益和让成员有归属感三方面。同时,文章分析了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并提出在构建和谐新农村的进程中,规范与引导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的措施,即完善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规范并引导体制外农村民间组织向平等利益集团发展。为此,政府必须提高制度创新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以有效回应农村民间组织,促进和谐农村的构建。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

乡风文明建设,不仅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还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农村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这不仅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带来了诸多机遇,还使其面临农村集体经济式微、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减弱、农村文化发展失魂、部分农民不良陋习与"等靠要"贫困心理滋生等现实挑战。有鉴于此,巩固、扩大乡风文明建设已有成果,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抓手、以获取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为突破点、以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移风易俗实践活动为主要治理手段、把消除贫困农民精神贫困作为重要内容,积极探索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期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年代、婚姻、区域、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综合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代际支持行为以及男性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了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养老带来的挑战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养老研究的视角,初步识别了性别失衡给农村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并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农村低保：新式乡村治理手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旨在保障农村贫困群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这项重要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转换成为乡村干部对乡村秩序进行规范与整合的治理手段。     

宁夏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包括宁夏在内全国实行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目前,宁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宁夏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可是在农村,上述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积极探索和完善中,城乡社会保障工作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Soc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 fundamental feature of Chinese social citizenship is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Entitlement to income security and welfare provision has been exclusively a right of city dwellers. However, as economic reform progresses, the socialist welfare system has become un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 Welfare reform intends to widen the social security net, yet it has inadvertently exacerbate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meantime, the inferior social position of the peasantry has worsened as an effect of continued state bias, heightened tax and fee burdens, and the expropriation of farmland for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the intrusion o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more and more Chinese citizens have taken to protesting to voice their discontent.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