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器官捐赠问题的法律思考

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我国医学界公认的问题。但有许多志愿者捐赠器官的心愿难了,这种矛盾呼吁立法的完善。我国器官捐赠立法应提高层次,规定若干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脑死亡、尸体捐献、器官移植技术的安全操作、供体器官的医学卫生标准等方面的规定。     

器官来源的合法性探讨

供体器官的严重不足是制约器官移植进展的瓶颈,因此寻求更多地器官来源成为当今医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医学家们寻求的器官来源能否用于临床,还得首先由国家承认其合法性。鉴于此,本文就分别就对活体器官、尸体器官、死刑犯器官、胎儿器官、异种器官以及人造器官来源的合法性进行讨论。     

论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废除死刑尚不成熟,限制死刑已成必然的今天,强化对死刑犯实体权利的保障显得格外重要。如何论证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正当性,是一个关涉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根基性问题。对此,应当从角色理论、尊重少数理论、犯罪相对性理论、权力的隐形操作理论和犯罪二元关系理论加以把握。     

从子弹到针头——谈法治社会下刑法对死刑犯的人权保护

2008年8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表态:今年年底前,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全部实行注射执行死刑。此消息一经发布,便瞬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注射式死刑在现代刑法学界中被视为最为文明、最人道的死刑行刑方式,早在12年前就被引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之中。但是,这项新的措     

死刑犯人道待遇制度化的理论思考——以对死刑犯医疗救治为例说

死刑犯的人道待遇只有制度化为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死刑犯的权利在理论上取决于生命权的界定及死刑执行的需要,在实践上受到物质技术条件及人权发展状况的影响。死刑犯享有的权利只有在上述范围内才是合理的。     

死刑犯器官移植问题研究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先对死刑犯器官移植的可行性进行法理分析,进而从处分权、收益权、相关性的权利三个方面对死刑犯器官移植中的权利层次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规范死刑犯器官移植的立法体例,以此加强对死刑犯器官移植中基本权利的保障。     

论基因遗传权的保护——以单身女性生育权和死刑犯父母人身权为视角

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和死刑犯父母的人身权问题在狭义生育权的理论框架内不能得到保护。基因遗传权的概念可以涵盖和保护被狭义生育权所遗忘的主体。确认基因遗传权,可以调整因医学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存在于新的基因遗传方式中的权利冲突问题,从而完善民事立法、健全民法典中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     

浅谈已核准死刑犯会见家属权

保障已核准死刑犯的基本人权在我国有史可鉴,国际上也有相关法律规定,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有助于发挥刑法的报复感情绥靖机能。其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审法院在接到核准执行死刑决定书时不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会见主体被限制,实践中缺乏配套制度最终决定权属不明确,对待已核准死刑犯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的“在限度之内的”其他要求做法不一等问题。为此,应将对于死刑犯会见家属权利的规定上升到基本法律的高度,必须将告知程序前置于死刑执行之前,执行死刑命令下达后及时通知被执行死刑犯的近亲属、律师,确定相关会见细则问题,确定最终决定权归属问题,在限度内的其他要求要有基本原则的指导。     

论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

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源于股东权,属于股东共益权。这一权利与股东利益保护是对立统一的,在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运行中必须保障决策公开、合理。由于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行使混乱无序,决策不适当屡有发生,公司公信力屡受质疑,基于此,有必要完善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构建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以及公司慈善基金会组成的多元化公司慈善捐赠决策权主体体系,实现公司慈善捐赠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界限

当前,人权保护已被普遍地接受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探究人权国际保护的合理内涵,分析人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性,试以人权的国际保护界限为视角,从基础理论和基本结构两个层面,分别介绍人权国际保护的原则和构成要件。     

论服刑人员的生育权问题

服刑人员的生育权是法律的空白点,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从法不明文规定不违法、刑罚之目的、人权主义思想、婚姻家庭稳定等因素出发考察,服刑人员应当依法享有生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曾经犯罪而被随意剥夺。由于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生育权的行使面临着现实的掣肘。目前,离监探亲、同居会见、现代辅助生殖技术是实现服刑人员生育权最切实可行的路径。     

公司捐赠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捐赠是公司应负的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对提高公司形象、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营造良好的公司文化具有重大作用。我国未来的公司捐赠立法应从激励和制约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试论私放在押人员罪

司法工作人员作为国家的执法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忠于职守。然而,有些负有监管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所监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予以释放,这必然破坏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妨害对案件的及时处理,甚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逃脱法律制裁,在社会上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武器制裁私放在押人员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谈轻缓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适用

轻缓刑事政策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罪犯的再社会化、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检察环节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存在一些制约,我们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进行完善。     

我国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立法探析

外出经商务工是社区服刑人员的重要谋生途径,立法上应予以肯定并严格规范,我国多省市县对此进行了大量立法探索。《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3条的新规定实际上否认了该现象的可能性,不利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故必须予以修正。未来《社区矫正法》应肯定社区服刑人员的外出经商务工权,并制定分类管理、严格申请审批程序、委托监管、异地管理等规范细则以解决脱管问题。     

死刑制度改革论纲

死刑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刑种,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已持续了二百多年。我国虽然是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但是死刑在我国应严格限制。因为我国已加入了有关严格限制死刑的国际公约。另外,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也要求我们限制死刑。为此,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有关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要进行相关改革,如增加刑种﹑在诉讼程序中更加注重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加大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力度等。上述措施是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审理和判决,同时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论公安机关对无主财物的处理

所谓无主财物，顾名思义就是无法确认所有人的金钱和物品。其具有相对无主性，因为既然是财物，就必然曾经归属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只不过在办案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查明所有人而已。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过程中，无主财物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当事人害怕受到法律制裁而产生畏惧心理，对被扣押的财物不敢向公安人员承认属其所有，又无其他证据证实，导致无主财物的出现，如涉毒案件中的毒品和赌博案件中的赌资等等；二是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当事人由于记忆等方面原因无法说清被扣押财物的归属，公安机关又查不清楚某种特定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