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迁中的反馈机制:一个“理念-工具”分层框架——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政策为例

政策变迁受到多重政策反馈机制的影响,基于政策构成角度建构起政策变迁中的“理念-工具”双层反馈框架,试图揭示政策理念层和工具层反馈机制对政策变迁的形塑效应。政策的延续受到理念和工具两个层面的反馈影响,当理念和工具都呈现出负反馈时,则政策难以延续;当理念和工具存在正负反馈差异,政策是否延续以及何种程度的延续受到工具和理念层面反馈机制耦合状况影响。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政策变迁为例,本文探讨了理念层面正反馈和工具层面负反馈下的回应性政策变迁模式,即在稳固的信念体系下调整政策工具以回应政策工具失效和环境新变化。对反馈机制进行分层有助于深入政策变迁中反馈机制的复杂性和交互性,增强对政策变迁中的“变”与“不变”的理论解释力。     

探索“一票否决”新机制 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和行动的指南,是我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领.     

“双减”政策执行风险及其治理对策分析——以上海市Q区Y街道为例

基于上海市Q区Y街道“双减”政策执行实践的实证调研，我们发现该街道在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如：机构倒闭及其衍生的金融纠纷风险、非学科类教培机构的市场监管风险、教师工作负担加重风险、交通拥堵风险以及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引致的主观认知风险。对此，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留足政策缓冲期、建立系统化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调配合、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各项待遇以及加大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等多措并举的形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是消除上述的风险隐患，助力“双减”政策在地区性层面的顺利落实。     

组织社会学视角下“减负”政策与青少年视觉健康治理

教育与健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对学生的视觉健康影响巨大。作为连接家庭与政府的重要组织,学校在实现学生的学习与健康相统一的目标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前后,我国教育减负的模式经历了从在地化到去学校化的转变,学校丧失了在学生减负工作中的主导地位,结果却并未产生学生学业负担实质性减轻和视觉健康改善的效果。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原因正是这种去学校化的减负模式。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要重新明确政府和学校的角色,即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对教育事业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要强调学校在减负工作中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改善其视觉健康不良状况和促进学习与健康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     

政策执行力：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关键

建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长效机制,必须以提升政策执行力为关键,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以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为重点,以解决问题为根本。     

“政策执行”理论与提高地方政府执行力研究

我国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如何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本文首先阐述了"政策理论"的脉络,然后分析了影响当前政府执行力的因素,最后,根据综合分析的政府执行力缺失的表现提出了相应对策。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三农”政策变迁——以发展思想为视角的考察

重视“三农”问题是我党的一贯战略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党中央都有一系列针对农村的支农惠农政策。“三农”政策在不同发展思想的统领下不断演进。     

“村官”为农政策垫底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又是学动物医学的，要想发挥专业特长，实现自己的抱负，就是要到农村来。”2008年9月，当陈先丽“蜕掉”大学生的一身稚气，准备以村主任助理的角色走进农村时，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然而，当陈先丽第一次走进丰都县崇兴乡黎明村时，眼前看到的，耳里听到的，却让她“心都凉了半截”。黎明村虽说是崇兴乡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村，     

双重外部性行为的社会规制政策探析——以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政策为例

外部性行为可以分为纯正外部性行为、纯负外部性行为和双重外部性行为。其中双重外部性行为的综合社会影响比较难以判断,相应的规制政策很容易发生政策失灵。本文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对双重外部性行为及相应政策进行了剖析,从和谐社会理念的贯彻、政策问题论证、规制方式选择和利益补偿的提供等几个方面提出针对双重外部性行为的社会规制政策的完善举措。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十二五”中期的发展环境及政策——以湖北省为例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年,也是中央、各地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做好“十二五”规划中期的回顾、总结、评估工作．不仅有利于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推动“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而且有利于促进落实中央新的方针政策．为“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编制,以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用审计的“免疫”功能为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建设服务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近年来,审计署通过开展各类专项资金审计,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性瓶颈问题并对如何健全主体功能区的政策机制提Ⅲ了一系列审计建议,达到了以审计促整改、以审计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宏观调控服务的效果,发挥了审计的“免疫功能”。     

把“三讲”教育成果转化为锐意进取的行动

在为期两个多月的“三讲”教育中,互助县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进一步坚定和增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信心;增强了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和维护团结的责任感;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增强了推进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的责任心和主动性。     

青海《党的生活》杂志1999年度获全国党刊优秀作品奖一览表

一、组织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好、实践好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各级党组织要把“三个代表”切实贯彻体现到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中去,落实到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真正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到实处。教育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在迎接新世纪发展的征途上。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关键在党,在于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各级党组织要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地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