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文革”中陈伯达为什么选择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文革”后，外交部“呐喊”第一人

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受到很大破坏。“文革”后,如何打破外交僵局?程瑞声,一位普通的外交工作者,时任驻印度参赞,经过深刻思索,在外交务虚会上“放了一炮”,并呈给胡耀邦一封“万言书”。他的“呐喊”,犹如重磅炸弹,促使中国政治高层新的思考,并逐步调整外交政策,从此中国外交呈现多元化局面——     

“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施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自内疚。     

“文革”中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李先念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这场革命中,是需要发动群众,对某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干部进行教育和挽救的;这场运动是分阶段、分步骤、有领导地进行的;有动乱的地方,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就会很快解决问题。     

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外国人卷入“文革”纪事

提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曾身临其境、深受其害而终生难忘、反思不已，也大都知道那是中国人自己非常岁月的非常事。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竟然有不少外国人也亲自参与“文革”，数位美国专家还写出过“造反大字报”，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红卫兵闯将一样搞过免费“大串连”，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的滔天风浪还波及到海外……     

“文革”纪事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生产)、支农(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受困于“文革”中的成都军区一把手

毛泽东要求尽快给张国华下个结论1965年,中央决定,西藏工委从9月1日起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张国华任第一书记。然而,还不到一年时间,正当张国华踌躇满志建设西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后,西藏和内地一样,一片混乱。从城镇到农牧区乃至边境地区,到处都在造反。他们揪     

“脸”是“外交部”

你有脸,我有脸,他有脸,造物主为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张脸。但脸与脸不同,千人千面,千面无相肖。即便是孪生兄弟或姐妹,也有些微差别处。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     

亲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已过去30年了，但对那个特定时代的过来人来说，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1977年的冬天，尽管“四人帮”已粉碎一年有余．但极“左”路线仍主宰着神州大地，到处都是逼人的寒气。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就像严冬里的一缕春风拂过大地，使人们，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千百万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看到了希望，同时更加体会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的深层含义。恢复高考不但给许多人带来了人生的转机。还成为中国十年浩劫之后拨乱反正，命运大转折的第一声号角。     

刘少奇“文革”中的两次公开“答辩”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的全面整顿

1975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9个年头。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再次造成了全国形势的严重混乱。“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我国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然而,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在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     

“文革”风暴中的叶飞上将

曾任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一生经历富有浓重的传奇色彩。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华侨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经略东南，坐镇福建前线，担任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达18年之久，为福建的建设和海峡的安全倾注了心血。但这样一位屡立战功的将军，也未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厄运。     

“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有关研究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     

第一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不仅没有被拉出去批斗，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而且还出席了“文革”期问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者陧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67年4月更是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和他同时增补的有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人，粟裕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文革”中一起冤案的调查处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使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蒙冤受辱、惨遭迫害。其中，因盛行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冤奇案件也为数不少。1969年，我在湖南省革委会从事专案工作时，就亲身调查了一起因如何对待毛泽东塑像问题而牵连几位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奇特悬案。     

军事学院衍变中三对主官的“文革”岁月（下）

调李聚奎到高等军事学院当院长，不是一般的调动，背后隐藏着秘密 李志民政委在高等军事学院（以下简称“军事学院”）的最后阶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1967年1月9日．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在全院召开批判李志民的大会．还把总政领导“请”了去。军事学院的武斗随之升级。参加武斗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员，一般在四五十岁，